护教士与叛教者【中国家庭教会史第三讲】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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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读一段经文:弥迦书7:7-9:

至于我,我要仰望耶和华,要等候那救我的神。我的神必应允我。我的仇敌啊,不要向我夸耀。我虽跌倒,却要起来。我虽坐在黑暗里,耶和华却作我的光。我要忍受耶和华的恼怒,因我得罪了他。直等他为我辨屈,为我伸冤。他必领我到光明中,我必得见他的公义。

前情提要

20世纪的前50年,中国教会在整体上自立,并形成了基要派教会和自由派教会的两个阵营。虽然界限还有些模糊,中间状态的教会也不少,但脉络清晰,人物鲜明。

基要派的首发阵容:本土的奋兴运动有王明道、宋尚节、倪柝声等代表人物;西方宗派中的代表,是美北长老会的山东区会、江北区会及他们所办的华北神学院,代表人物是白秀生和赫士;差会中的代表是内地会。

自由派的首发阵容:基督教青年会(包括女青年会),代表人物吴耀宗、刘良模等,基督教协进会和中华基督教会,代表人物陈静怡、吴贻芳、陈文渊等(后两位都成为三自会的头目)。另外,西方宗派中相当赤化的是圣公会。

基督教应急会议

当时整个教会中,西方宗派比中国本土教会更能看清当时的局面。宣教士有国际视野,他们知道共产党在苏联干了什么,也有圣而公之教会的主体认同。但中国教会普遍陷入在民族主义情绪中,自立运动和大复兴,虽然立场迥异,但都不同程度增添了中国教会的国族认同、而不是与西方教会认同的独立意识。信徒和领袖们首先看教会是“中国的”教会,而不是“圣而公”的教会。这样可想而知,他们看共产党也首先是“中国的”共产党,而不是“共产国际”的中国分部。

因此,宣教士和西方差会普遍认为共产党进城后,教会将遭遇前所未有的打击,甚至难以坚持下去。所以,1948-1949年,差会主导的基督教界举行了好几次应急会议,在四川、安徽黄山等地。独立教会普遍比较乐观,包括基要派阵营,并不认为局势会严重到教会难以生存。对宣教士们来说,中国正在遭遇的,是一场宇宙性的上帝与撒旦的属灵大战,他们的担忧是“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但对已经自立的中国教会来说,中国正在经历的不过是一场左派与右派之间的“内战”,无论谁赢,都是中国人赢。所谓“教会正在失去中国”,不过是西方宣教士的夸大其词和西方本位的惊呼而已。

有意思的是,在新教入华史上的重大变迁时刻,通常是长老会的宣教士,他们的洞见和视野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第一位来华的宣教士马礼逊是长老会的,第一个提出“三自”原则的倪维思是长老会的,第一个创办大学、并担任和合本圣经翻译委员会主任的狄考文是长老会的,第一个脱离自由派神学院、创办华北神学院并预言教会学校将沦为“共产主义宣传桥梁”的赫士,也是长老会的。

同样,在1949年前夕,第一个提出建立“家庭教会”作为应急方案的,也是长老会的牧师,即当时上海国际礼拜堂的毕范宇(中共特务李储文在他手下,即将通过控诉他而篡夺主导地位)。

当时的教会重心在城市,而非乡村。虽然很多宣教士去西南边疆的偏远乡村,但教会的主体仍然集中在大城市。大部分信徒、机构和力量都分散在东南沿海一圈。因此,毕范宇牧师提出共产党进城后的两个应急策略。第一,教会必须将重心从城市转向乡村,建立农村教会;第二,教会必须预备采用“家庭聚会”的方式,在未来的严酷局势下,像初代教会一样星罗棋布地分散存在。两个关键词,一是乡村,二是家庭。这是一位卓有远见,像赫士一样的先知型牧师。当时没有任何本土布道家,包括王明道和倪柝声等人有类似的眼光和筹划。不识共党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后整整半个世纪,中国教会的历史轨迹,恰如毕范宇牧师所预言的一样。

本土教会,当然也知道共产党是唯物主义,是无神论。但共产党在1945-1948年的所谓“新民主主义”宣传,还是蛮成功的。大家都觉得,国民党腐败又专制,而共产党要搞民主,共产党反对国民党的一条重要理由,就是一党独裁。多年前有位四川作家笑蜀,他参加过秋雨之福团契的第一次聚会,笑蜀编了一本《历史的先声》,搜集了新华日报1946-1948年的社论和文章,讽刺的是,假如今天你在网上发表这些文章,而不注明是当年共产党自己写的,那你很可能因此被喝茶和被拘留。因为这些文章,都是主张自由、民主和反对一党专制的,而且热情洋溢地赞扬美国,顺带也表扬了基督教,其中好几篇都由毛泽东本人执笔。所以,当时的中国教会错误地认为,“中国”是一个比“教会”更为首要的特质,他们对共产党的来到,虽有惧怕,有担忧,但却没有那么惧怕。不惧怕不是因为全然仰望了基督,而是或多或少受到进步主义影响,对掌权者不死心,对无神论的邪恶估计不足。

1950年初,王明道去天津一个教会讲道,他在公园门口看见一个横幅,写着标语说“坚决保障宗教信仰自由”。他想,共产党至少还是说话算数的,还是要保护基本的宗教自由。虽然我们知道传福音可能会变得比较难,因为他们是无神论,但教会的存在应该没有太大问题。当时的基要派几乎都是这样想的。

还有一点,1949年前的基要派,包括整个教会自立运动,背后都有一个很强的社会思潮,就是和进步主义连在一起的民族主义情怀。中国的独立,民族的复兴,摆脱西方国家的控制;这些诉求席卷了整个中国。所以,本土教会的心里,早已不自认其为洋教。他们天真地认为,自立已使他们成为了“中国的”教会,教会已经跟差会和西方宗派没有关系了。所以他们一点也没有想到,他们可能会被同胞当成里通外国的敌人。他们更不会当自己是“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因为他们早就起来跟帝国主义作战了。大复兴带来的属灵权柄转移,也在另一个角度催生了民族主义立场,使教会错误地以为,他们比整个中国社会更早地摘掉了“西方”的帽子。

三自运动

所以,三自运动一爆发,王明道就在他创办的《灵食季刊》上,立刻发出反对的声音。他的反对有两个立场,主要是信仰立场,即反对三自运动意图带来的“基要派”与“不信派”的大联合。而这个联合是政治力量撮合的,也是为政治服务的。目的就是限制和消灭基督教。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等人,最后摊牌,提出教会可以被允许在新中国存在的三个条件:
一是对外与帝国主义划清界限;
二是对内清查队伍,揪出“反革命和坏分子”;
三是不能再上街去传福音,发单张,信仰活动只能被限定在经批准的宗教场所。

事实上,直到今天,绝大多数教会(无论是三自还是家庭),都自觉地(自我审查地)遵守了周恩来提出的第三条。基督教在公共社会领域彻底消失,一直到今天。从这个角度说,中国教会在1949年后,整体上已经被世俗国家体制化。只不过分为被动的体制化和主动的体制化。仅仅在最近十年,才在中心城市中重新出现了一批反体制化(公开化)的家庭教会。半个世纪以来,环境无论是严酷还是宽松,包括绝大多数家庭教会在内,中国的教会都下意识地认为,“生存”是一间教会的最高目标。而“惧怕”也成为了中国家庭教会最基本的生命经验。

王明道对三自运动的第二个反对理由,其实是“自立运动”及背后的民族主义独立意识的一个延续。他说其实我们早就“三自”了。在三自运动早期,有一个运动扩大的分界线,就是韩战爆发,因为韩战一爆发,中美就成了交战国。那时,全社会都被铺天盖地的反美口号笼罩了。两国交战之后,美国政府冻结了中国在美国的所有财产。而中国还有很多宗派和教会是依赖差会跟基金会的财政支持的。所以中美一打仗,凡与美国有关的钱都被冻结了,这时,政务院(当时的国务院)就召集了一次“领美国津贴的教会和机构”的大会,要清算跟解除一切跟美国的关系,所有的人、财、物,要把这些关系砍断。可以说,这是三自运动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宗教会议,也是与会干部级别最高的一次。陆定一主持会议,习的父亲习仲勋发表讲话。甚至连基要派领袖也大多参加了这次会议,包括倪柝声和敬奠瀛(山东耶稣家庭的创始人)。而耶稣家庭和聚会所,是当时最大的两个本土教会系统。

本土教会系统

王明道虽然有很大的属灵影响力,但他的“基督徒会堂”是独立堂会主义,大概在49年前扩建了一个院子,新修了礼拜堂。1949年基督徒会堂迎来了一次复兴,整个院子前前后后坐满,大概500到700人聚会。但基督徒会堂只此一间,与任何其他教会都没有属灵权柄上的关系。而倪柝声的聚会所,遍布全国,号称10万会众。敬奠瀛的耶稣家庭,主要在山东。虽不是全国性的,但耶稣家庭有点像人民公社,仿照使徒行传里面,五旬节之后,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公用。不同的是基督家庭还是一个生产和创业的共同体。十几家人组成一个基督“小家”,许多小家组成一个“大家”,家有家长,这有点类似以色列复国之后搞的犹太公社。信徒自愿奉献,放弃私产,形成凡物公用,而且效率很高,经济上很成功。所以在当地乡镇,实际上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社会结构。130多个耶稣家庭,分散在北方几省。

之前提到,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乡绅是乡土中国的精英阶层,教会出现后,宣教士和牧师,变成了乡土中国的“洋乡绅”。宗教开始影响到社会结构,又影响到文化秩序,“民教冲突”就爆发了。譬如1860年的《北京条约》解除了禁教,之后的第一个教案是发生在贵州的“青岩教案”,时间就在端午节,旧节、旧教、旧乡绅,民众敲锣打鼓,经过一座与这一切格格不入的天主教堂,骚乱就爆发了。

共产党在1949年后,开始在乡村消灭乡绅阶层,之后就以村支书替代了旧乡绅,实际上是以流氓无产者替代了传统的耕读之家。党棍们都不是传统乡村社会中有文化的人,也不是传统宗法社会中被大家敬重的人,五老七贤都杀光了,出来掌权的都是地皮流氓,他们冒升为乡村的新统治者。

但是,耶稣家庭在山东等地,已打破旧的乡绅秩序,形成了新的乡村社会结构,就是“家”,从经济上就是公社。他们的“家长”,同时是宗教领袖和乡村领袖。所以在某种程度上,耶稣家庭是最在地的宗派,扎根在最传统的中国乡村秩序中,成为了一个小范围内的新秩序。而且看起来也是“最社会主义”的。你不是想搞公有制吗,人家耶稣家庭已经搞了三十年。

所以从社会政治的角度看,“耶稣家庭”比其他任何教会对中国社会的影响力都更大,也更为共产党所忌惮。1950年,吴耀宗的儿子吴宗素读燕大,在宗教学院里,当时好多牧师的儿女都在那里,如宋尚节的女儿宋天婴、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都是同学。吴宗素说,有一天大学举办讲座,很热闹,来了一群打扮得像农民的人,领头的就是敬奠瀛,到燕大做报告,讲他们的耶稣家庭。整个燕大都沸腾了,同学们挤得水泄不通,看到在中国的乡村有“基督徒公社”,这么社会主义,这么革命,同时又这么基督教,大家就兴奋得不得了。但到了1952年,政府第一个彻底消灭的就是耶稣家庭。为什么呢?因为不把你打掉,就没办法让党支部进来啊。你先一步把我的位置占了,你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乡村结构。因此,虽然耶稣家庭在三自运动中是最积极参与的宗派,全国第一批在《三自宣言》上签名的教会领袖共1500多人,以耶稣家庭为首,他们就占了300多人。因为他们也觉得自己是“最社会主义”的。然而他们也是被迫害最早、最严重的群体,全军覆没,彻底打散。当时还没有设国家宗教局,是政务院的宗教事务处处长何成湘亲自带队,一个工作组进驻耶稣家庭,控诉反革命和大恶霸,最后敬奠瀛坐牢,反革命罪,四年后死在监狱,整个耶稣家庭系统就被摧毁了。

倪柝声也建立了教会系统。共产党首要打击的就是有组织的教会系统,因为它要改造整个社会结构。倪柝声的神学是反宗派的,他认为一切宗派都错了。这话也有一部分对,因为20世纪上半叶,普世教会都在整体上受到自由派影响,走窄路、持守古旧福音的教会,的确已变成了“一小群”。所以聚会所也被称为“小群”教会,因为他们相信自己是被分别出来的,要恢复已经失落的真福音。于是他们反对一切宗派,说我们不要宗派,甚至不称自己为教会,更没有名字,大家就叫他们小群。后来在上海哈同路聚会,因为要登记地址名称,就称为聚会所。他也强调一地一会,不分宗派,所以也称他们为“地方教会”。其实他们并不看自己是“教会”,而是一群真信耶稣的人在一起聚会、掰饼。然而,宗派从来都是反宗派的产物,在1940年代,聚会所已成为中国规模最大、教导最系统和组织程度最高的本土宗派。

所以,共产党在1951年就抓了倪柝声。聚会所在信仰上是非常基要派的,强调内在的信仰生活,内在的灵修和与主的关系。基本上是反体制、反神学的,非常强调与社会的分离。他们受到英国弟兄会,以及教会史上的奥秘派的影响,你跟他们在一起,他们很属灵,不会跟你们谈电影、小说这些世俗的东西,更不会和你谈政治、经济和文化,在他们看来,这些都是“魂”的内容。他们的人观被称为“三元人观”,就是把“灵魂”泾渭分明地分为“灵”和“魂”。所以有人说,王明道是“儒家基督徒”,倪柝声是“道家基督徒”。把“灵”抽空了道德内涵后,就容易出异端。我之前遇到一个异端,有个弟兄接待他,说这个弟兄太属灵了,跟他呆了两天,没听他说过一句“人话”,每句话都引用圣经,有点不知道怎么跟他打交道,佩服得不得了。一方面这是美好的传统,但他们又有点过了,不关心社会和文化,实际上最终连解经都会出问题。

并且,基要派教会在1950年,有一个现象,就是平常不关心政治的人,到了某个时候,会忽然在政治上变得很幼稚。1950年的教会,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因为你根本没有辨别能力,结果大部分教会很轻易就被裹挟到政治运动中去了。在1949年,聚会所在上海举行了一个祷告会,要以祷告拦阻解放军过江。并穿着白衣,在街头传福音,宣告天国近了,末日到了,你们再不悔改就没机会了。这样到51年他们就成了反革命。不但是教会与政治的关系,聚会所在教会与经济的关系上也显得幼稚。倪柝声去东北,因为在那里有工厂,他以为一边办工厂,一边用盈利来供养传道人,结果在列车上被抓,一直关押到56年才判刑。其间从中国教会消失了5年。不知道关在哪里,也不跟家属说。直到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出来,倪柝声的反革命集团案随后出来,对聚会所是巨大打击。

倪柝声也是加入了三自的,一开始他反对,后来态度又变了,可能压力太大,也可能他并没有对政治的清楚立场。后来他说:国家是一个盘子,教会像一个杯子,杯子要放在盘子上,所以可以加入三自运动。倪柝声最喜欢用比喻,有时候横竖都能解释。于是整个聚会所都加入了三自。但共产党还是不放过他,因为怀璧其罪,你的教会系统太大了。结果他被捕后,尤其是反革命案出来后,很多地方的聚会所便纷纷退出了三自。同时,政府抓住了倪柝声的一些道德犯罪的把柄,可能是真实的,教会没有处理,结果成为撒旦攻破教会的武器。也可能其中有诬陷、逼供。据杨绍唐的儿子杨安溪在口述史中说,当年很多主的仆人被击打,包括倪柝声在内,都的确有道德的犯罪,成为魔鬼攻击和上帝管教的破口。

这样,各地的聚会所态度不一,有三自的聚会所,也有离开三自成为家庭教会的。实际上,几十年来,两边都有聚会所。

护教士——因信说话

王明道和这两位领袖不同,处理接受美国津贴的政务院会议,倪柝声和敬奠瀛都参加了,只有王明道坚决不去。政府特别派了青年会代表、几个老传道人,苦口婆心请了他三次。他还是不去,说我跟帝国主义半毛钱关系都没有(换成今天的话),我早就“三自”了,从来没有领过美国教会一份钱津贴或一分钱奉献,我几十年都是自立、自传、自治的。他的确可以讲这个话,因为他连浸礼都是自己跳下河去自己洗的,所以他说,我不需要参加这个会,也没资格参加这个会。就他一人不参加,共产党就对他恨之入骨,就像哈曼恨末底改,就他一人不在朝门下跪一样。不过,一方面是因为王明道最缺乏教会系统,对付他不像对付敬奠瀛和倪柝声那么急迫;第二,他又最有个人影响力,所以还是想法设法争取他,共产党在这方面还是很有耐心的。

直到1955年,周恩来仍放话说,三自为王明道先生留着一个位置,只要他愿意,就是全国副主席。中国跟美国打了一仗后,很希望在国际上、外交上有突破,因为承认它的国家当时不多。政府想邀请联合国秘书长访华,当时的秘书长提了一系列访华条件(最后没有成行),其中一个是到中国后想见王明道。所以政府还是希望把王明道留着,作工作,也当一张牌。可王明道嘴硬,政府工作人员去了他也不见,最后发现留着这个人没用。到了当年6月,王明道一连发表三篇重要文章,有点像1520年,路德一连发表《论基督徒的自由》《教会被掳巴比伦》等三篇檄文,很多人认为,那才是宗教改革的真正开始。王明道在那年写下《真理呢?毒素呢?》,说圣经里面到底是真理呢,还是有帝国主义的毒素呢?他说,圣经里没有一个字是帝国主义的毒素,“都是上帝纯全的真理”,这是一个基要派信仰的坚决表达。他又写了最著名的护教文《我们是为了信仰》,说我们为什么不加入三自,不是因为我们反革命,不是因为我们反对共产党。不加入三自单单是为了信仰。因为那些加入三自的人,我们不屑于与他们为伍。他们是不信派。你看他一句话不骂共产党,只骂那些不跟耶稣走、却跟着共产党走的人。一方面跟他的基要派信仰有关,他并不是在政教关系上讲,我不能加入三自是因为政权不能凌驾在教会之上,他始终没有说这样的话。

这跟我们今天很不一样,基要派不会说,党不能管理教会,毛泽东不能作教会的头。这样做是违背圣经的,要遭上帝的审判。他们只是说,那些人(三自)是不信的,是犹大,是跟随凯撒的。但我们只是为了信仰,“信与不信不能同负一轭”,所以不能参加。这样,1951年北京政府就退而求其次,给了他们一个顺理成章的出路,不加入三自算了,给你们在三自之外,一个临时的聚会点登记如何?你们另成一派,但还是要归政府管。北京政府同意他们不参加三自,但要求他们自行组织政治学习。然后王明道和袁相忱、王镇等11位独立教派领袖商议后,答复政府说,我们可以作为公民,私人参加政府要求的政治学习,但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们仍然不能参加。

这个立场,就与教内的信与不信无关了,教会必然要碰上政教关系,最终你必须说出来:对不起,教会跟政治无关,我不参加。政府不能干预信仰,凡政府组织或要求教会举行政治活动,我绝不能参加,不然我就卖主了。他们的态度是谦卑柔顺的,因为他们说作为公民,私下可以参加。因为你是掌权者,你有枪,逼着我去,我也不能不去。王明道的意思是,作为公民,我没有殊死抵抗的责任;但作为传道人,我有责任殊死抵抗。

于是,在他发表《我们为了信仰》之后,政府下了抓捕的决心。在8月7日,主日,他讲道《人子被卖在罪人手里了》,当晚在家,会堂和他家是一个院子。不知睡了还是没睡,突然他起身,后边有声音说“不许动”,一个公安拿着手枪,抵住他的腰,问他钥匙在哪里。他才反应过来,他们不是从门进来,而是翻墙进来的,所以问他钥匙在哪里?十几个公安风高月黑,越墙进来,开了大门后,再让其他人进来。就那一刻,王明道回忆说,他被吓坏了。你从来没有被人半夜拿枪抵过你的腰,你不知道人的软弱是巨大的,他说自己从那一刻起,心志其实就已崩溃了。被抓进去没多久,还没有经历毒打、刑讯,他就承认了所有加诸于他的罪名。从1950年到1955年,他所反对的一切,他全都承认了,他所坚持的一切,他全都放弃了。王明道在里面写了自白书、认罪书,答应加入三自。政府就把他放出来了,然后在人民日报上刊登了他的认罪书,就跟今天的电视认罪一样。

这是王明道第一次入狱,进去就跌倒了,他后来承认,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的骄傲。因为他一直在抗争,也有过跟日本人抗争的经验。日据时期,北平被占领。他在日本人手下活了八年。

日本人也搞三自教会,叫做华北基督教团。这是由日本军部的情报部门组织的,还请了日本教会的代表团过来。日本人说,教会应该彼此相爱,日本教会来了,中国教会不应该迎接吗,不该互相团契,客要一味款待吗?所以他们就组织了华北基督教团,归特务部门管。王明道拒不参加,日本大佐登门几次,先礼后兵,最后把他请到宪兵队里关起来了,在宪兵队里,对他也很客气,说话都是“王先生,你坐”。但他打死都不松口,宪兵队拿他没办法,觉得这个人也没什么政治上的利用价值,就是个“耶稣迷”,杀了他对我们有害无益,就把他放了。这样,王明道赢得很大声誉,就是在日军面前持守了信仰,变成了教会界的“民族英雄”。

所以,他说自己里边有一种属灵骄傲,日本人我都不怕,还怕共产党?共产党好歹是中国人,中国人对中国人,难道比日本人对中国人更凶吗?他心里是这样想的,后来发现,其实中国人对中国人更凶,他一下就跌倒了。监狱分一号房、二号房,三号房等。他被关在二号房,两个狱友问他犯什么罪,说关二号房一定是罪大恶极,一般都要枪毙。其实那两个人是政府放进去的线人,他们故意在旁边议论说:“现在政府发明了一种新子弹,这个子弹钻到脑袋里,一直钻,几个小时都死不了。”王明道说,他偷听到这个就信了,非常害怕。心想一枪打死也罢了,还一枪打几个小时都不死,越想越害怕。罪人都是软弱的,王明道也如此,我们都很尊敬的被主大大使用的忠仆,他在刀剑面前,也一度软弱到这样一个愚蠢的地步。所以,他出来后就停止了所有服事,但也没有加入三自。他知道自己跌倒了,就闭门思过,向主悔改。有首诗歌叫《一切全献上》,他在监狱里想到这首歌,就改写了歌词,叫“一切全完了”。你看他崩溃到这个地步。我们的信心,高也从未高到王明道的地步,但低也从未低到王明道的地步。所以我们是浅尝辄止的基督徒,而他是被福音大大充满和使用的一个“伟大的罪人”。

你在家里没有说,“一切全完了”,但他在狱中会唱“一切全完了”。这显明神确实是从粪堆中提拔人的神,也显出中国教会的道路,是唯独恩典的道路。不是因为教会有几个很了不起的人,道德灵命杰出的人,所以才复兴了。王明道跌倒后,用了很长时间恢复。实际上从那之后,王明道半个世纪以来就很少公开讲道,包括在80年代放出来,在上海家里有小范围聚会,但也不再建立教会,不再有公开讲道服侍。有人说,20世纪的基督教会,全世界有两位伟大的布道家,一是葛培理,他是两千年教会历史上向最多人布道的牧师。司布真在伦敦的“会幕教堂”,没有麦克风,最大限度就是坐两千人听道。但借助麦克风和现代音响,葛培理的布道会常有10万人、20万人参加。有人统计,他总共向超过两亿人讲过道。而另一位伟大的布道家就是王明道,他在半个世纪中几乎不再讲道,他被上帝使用的主要方式就是坐牢。所以,你能了解这同样是对教会的伟大服事吗?连你的软弱和跌倒,同样可能成为上帝使用你侍奉他的方式。王明道虽然从此不再公开布道,但他的《灵食季刊》(从27岁一直写到55岁),对中国教会的喂养仍然是不间断的。

昨天有人发一张照片,是戴德生夫妇合葬的墓地,墓碑下边写了一句话,“他们虽然死了,却因信仍旧说话”。王明道也是如此,半个世纪来,藉着他的信心仍旧说话。一生悔改,一生信靠,造次必于是,颠沛必于是。

在1950年代,既有大规模的卖主叛教,也有云彩般的见证人。如刚被主接走的边云波老弟兄。他在1940年代成都和重庆的大学校园复兴运动中信主,随即献身传道。49年后他就坐牢了,进去前写过一首很有名的诗《献给无名的传道人》。一直到70年代末他出狱,后来去了美国。才发现这首诗被印成无数单张、小册子,在海外华人教会已传唱了三十多年。他才知道自己坐牢之前写的这首诗,鼓励了教会那么多年,喂养了那么多上帝的百姓。

上次提过,赵中辉牧师是在王明道的布道会上受洗的。赵牧师在1984年进大陆,去上海拜访王明道。1988年,三自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请来葛培理牧师来中国三自访问了一次,结果三自借着这件事,在国内外大肆宣传,说中国有宗教自由。其实葛培理是被利用了。但葛培理也提了一个要求,就是要去拜访王明道,政府还是答应了,毕竟要请人家来统战。所以有张照片,是1988年在上海王明道的寓所,葛培理跟他夫妇的合影。这是20世纪的两大布道家的唯一一次见面。而赵中辉在1984年与王明道重逢,给他做了很重要的口述史的记录。在这份口述史中,王明道谈到自己的第二次入狱。

第一次出狱后,他向主悔改,慢慢恢复信心和力量。之后,他就主动去派出所说,我之前写的悔改书要收回来,因为我错了,犯罪了,我说了谎。当时我说自己有罪,其实这是谎言。那之后,政府就决定,把他们夫妇一起抓起来了。这次他被判无期徒刑,一直到1980年。他在狱中没有圣经。但他背得很多圣经。《弥迦书》7:7-9,就是他在监狱中大得上帝安慰的一处经文。他在访谈中告诉赵中辉牧师,在监狱中,主给他最重要的经文就是这一段。

他记忆力很好,还背得很多四书五经。所以在80年代,他为自己的案子,写了很多封《致江华院长书》,里面大量引用儒家经典。江华是当时的最高法院院长。那时王明道视力不好,快要瞎了,很难查考书籍了。他在这些信中阐释,他为什么坐牢,为什么他的案件是错的。因为当时放他也很有意思,改革开放需要跟美国搞好关系。1979年邓小平访美,当时叫邓副总理。美国总统叫卡特,是个对信仰很认真的人。卡特不算聪明,但他的当选,代表着美国在70年代后期的一个重要变局,就是福音派的崛起和保守主义的回归。经过六十年代的性解放和民权运动,整个反基督教、去基督教的社会风潮,开始有所扭转。卡特在竞选中,公开声称自己是重生的福音派基督徒,强烈地诉诸于基督教的价值观。他的当选意味着福音派选民的崛起。接着是1980年里根上台,一直到现在的川普,虽然中间隔了几个民主党总统,但基本上这四十年,可以称为美国福音派和保守派复兴的四十年。

这是一个全球化的重要背景。因为美国福音派兴起的这四十年,与中国家庭教会复兴的这四十年,是有莫大关系的。没有美国福音派的兴起,就没有新时期的对华宣教运动的规模和力量,更没有最近20年来家庭教会在神学教育上对美国教会的依赖和成长。因此,卡特就给邓小平提了一个请求。就是在1980年新春之前释放王明道。邓小平一口就答应了,说没有问题,本来我们就在拨乱反正嘛。过去有很多冤假错案,我们正在清理。回来后,就按承诺要释放王明道,但释放总得有个理由吧。法律上只可能有两个理由:第一是我们判错了,那政府就要认错,撤销“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承认你不是反革命分子;第二就是政府没有错,但该犯确已改造良好,所以提前释放。但王明道不干,说我其实没有改造好,我从一开始就没有认罪,现在也不认罪,所以你不应该放我,你放我是违法的。除非你承认自己判错了,你把案子推翻,那么我可以出去。结果没办法,最后就只好把他骗出去。说我们要转监,结果出去门后,“咔”的一声就把铁门关了。以前不想进去也要进去,现在想进去也进不去了。

王明道就回到上海,然后一直上访(用现在的话说),写《致江华院长书》,告诉他们你们放错了,我这么多年之所以被关,只为着一件事,“就是我反对三自运动”,就是为了信仰。我只为这一件事坐牢,我从来没有服罪,也没有被改造好。但政府迄今为止,也没有平反“王明道反革命集团”案(包括倪柝声反革命集团案)。而当年因此被捕的人太多了,袁相忱、林献羔,他们都是王明道的晚辈,比他小得多。他们都是以“王明道分子”的罪名被抓的。释放王明道,却不承认迫害基督教是错的。政府就只能假装王明道已经被改造好了。但王明道却像那个说皇帝没有穿新衣的孩子,不断声称,不,你们错了,我还没有改造好。

王明道的一生很独特,他基本上不关心社会和政治,但他的一生都得到了政治力量的庇护。不过这丝毫不是他争取的,而是来自至高上帝的计划和命令。他在20世纪初,中国教会的第一场教难中,作为遗腹子出生于美国驻华大使馆。又在20世纪晚期,经历中国教会的第二场教难之后,因着美国总统的请求而被释放。这显明一件事,就是一切关乎教会的事,都必须在属灵的权柄和普世的视野下去理解,而不能在民族主义的视野内去认识。上帝是全世界的王。教会在全球和万国中的成长和命运,是紧密相连、万事相互效力的。教会不拥有政治力量,也不寻求金钱势力。但一切政治和金钱,都可以在上帝手中被随意使用。我们相信这一点,恰恰是我们自己不追求这一切的原因。

简单来说,在1955年之后,直到今天,中国家庭教会其实都是王明道的同案犯。因为王明道的“反革命集团”案迄今也没有平反。换言之,王明道对这个共和国来说,仍然是一个罪犯。如果今天我们持定跟这个罪犯一样的信仰立场,我们就仍然同属于“王明道反革命集团”。因为王明道和倪柝声这两个反革命集团案,就是中国家庭教会的起源。只是今天不叫反革命了,今天叫煽动颠覆国家政权,或者叫寻衅滋事。亲爱的弟兄姊妹,若为主的缘故披上这些罪名是荣耀无比的事。在这个政权没有平反教案、或没有改变它打击基督教的立场之前,这些罪名就是主基督在中国的荆棘冠冕。我们可不想尽快取掉它,因为神说什么时候取掉,它什么时候就要被取掉。逼迫是上帝的礼物,是教会的健身房。逼迫显明一件事,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来真的。我们诚然信靠这位主,我们果然信靠这位主。

叛教者——卖主求荣

回到1950年,周恩来三次接见吴耀宗和基督教代表团(成员都是政府钦定的人)。吴耀宗过去在重庆跟周恩来见面,他说基督教与共产党的信仰99%是相同的,周恩来却表示不同意。吴耀宗很佩服周恩来,相信他承诺的“新中国是有宗教自由政策的”。所以他和这个代表团去全国走了一趟,在各地收集了很多宗教政策落实不好的案例,如抢了教堂不还了,干部辱骂牧师的信仰啊,跑到教会中宣传无神论啊,他们回京就报告给周,列了五百多个案例,以为总理会帮助教会落实政策。结果,周恩来把材料看一眼,就放在一边说,现在的主要问题,不是宗教自由政策落实不落实的问题,“而是人民群众还能不能接受基督教继续存在的问题”。为什么呢,因为基督教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带着帝国主义的痕迹。如果教会不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不把帝国主义分子揪出来,那么人民群众“就不答应”。基督教在新中国就根本无法存在。

这话一说,翻脸无情,他们几个都吓傻了。吴耀宗赶快回去,根据周恩来的讲话精神,起草了一份《三自更新爱国宣言》,要揪出教会中的帝国主义分子,要划清教会跟帝国主义的界限。交上去之后,周恩来说哪个地方不深刻,来回改了三次,最后找了40位教会领袖签字,寄送给全国各地教会。两个月后共征集到1527人签名,全文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毛泽东看了,说这个应该向全国广播,然后又在光明日报上全文转载。

毛泽东也曾四次见到吴耀宗,开国大典安排他上了天安门城楼。你知道天安门城楼上的位置是有限的,但他们一家三口都上去了。他的票是周恩来给的,他的妻子和儿子两张票是宋庆龄专门送来的,他是提前录取的统战对象,毛还在城楼上跟他握了手。第二年国庆,毛又跟他握了一次手,说“你们这个做的好啊,要签名,有些人会反对,一定要扩大签名”。这样,从50年到53年就在全国教会继续征集签名,直到超过40万基督徒,都在上面画押卖主。

亲爱的弟兄姊妹,你遇到这种情况,会不会画押过关呢?那是一个生死抉择。不签名就就可能坐牢,不签名就会被整个社会抛弃。在1950年代,不但王明道跌倒过,倪柝声跌倒过,贾玉铭、杨绍唐就更不用说了。事实上中国教会在整体上都是跌倒的,出现了大面积的,触目惊心的叛教卖友。在三自运动中,不认主岂止三次而已。鸡的嗓子都叫哑了,人们还是不认主。这一卖主的规模在教会史上是罕见的。亲手的、白纸黑字的签名,人人过关。然后就发动控诉运动,华人牧师控诉宣教士,同工起来控诉牧师,弟兄姊妹起来控诉同工。类似“某某人有官僚主义,上次叫他打印一个文件,他没有给我打。某某人有资产阶级思想,上次贫下中农的信徒从他身边走过去,他没有打招呼。他们心里边对普通群众存在着严重的高等华人的帝国主义毒素”。你觉得这些话好笑吗,政治运动一来,在我们这间教会也照样会扩散的。在那个时代,这些话都是刀剑,是要人命的话。平常信徒之间、同工之间有嫌隙,政治运动一来,魔鬼的恶就像潘多拉的盒子在教会中被释放,这种杀人不见血的控诉,就会铺天盖地而来。

贾玉铭是最重要的基要派领袖,他是王明道的前辈,声望更高。一开始他拒不加入三自,但宗教局几个干部跟他谈话后,可能有威胁也有利诱。贾玉铭是上海灵修学院的院长,也是作家、神学家,有很多书在写。他大概太想保住自己的事工和神学院。人家就讲,你加入三自,这些都是可以的,马照跑、书照出、学院也可以继续办。你不参加的话,这些就统统没了。所以,如果上帝拿掉你的一份工作,你要赞美主。因为下次逼迫来的时候,你要放弃的东西就少了一件。如果上帝提前剥夺了你的出版,你的地位,那么当逼迫来的时候,你在这些方面就不会被世界威胁。令人畏惧的是,上帝没有提前拿掉贾玉铭太多的东西,所以他最终参加了三自。这是对整个基要派教会的一次重大打击,无数的信徒因他而跌倒。他加入三自后,政府把他当头面人物供起来,任三自全国副主席,但几年之后,兔死狐悲,灵修学院关闭了,书也出不了了,晚年的贾玉铭,深陷在属灵的失败中。

但主耶稣是配得称颂的。在王明道被捕之后,全国仍有大概不超过10万信徒,坚决不加入三自,或慢慢脱离了三自。教堂都是三自的,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去不成教堂了。脱离三自就意味着你只能秘密聚会,这样家庭教会就慢慢兴起来。一直到1958年,三自运动做了一件更恶的事,就是所谓“联合崇拜”。意思是打破宗派,大家在一起主日崇拜。因为所有宗派都是西方教会带给我们的,都是帝国主义的一部分。现在我们跟帝国主义划清界限,那么在中国为什么还要有浸信会、长老会、圣公会呢,这不是保留了帝国主义的痕迹吗?所以现在只有一个“新中国的教会”,就应该取消一切宗派,大家联合崇拜。

其实,“联合崇拜”是个幌子,100个宗派就有100间教堂,取消宗派的目的是取消大部分教堂,削减教会数量。如上海有500间教堂,就压缩到10间;成都有26间教堂,压缩到2间,就是上翔堂和恩光堂。经过联合崇拜之后,大部分地方,教堂都压缩到十分之一甚至百分之一。所有宗派被取消,大部分教堂被关闭。这是一个“谋杀教会”的阴谋,这时退出三自、转入家庭聚会的人就更多了。因为现在你就算想去教堂,也没得去了。

归纳一下,伴随着三自运动,有三次退出三自的运动,“退出三自”的运动,一直都构成家庭教会运动的一部分。第一次退出运动,是1955-1956年,王明道和倪柝声的被捕,激励了一部分与他们认同的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第二次退出运动,是1958年后的联合崇拜运动,刺激了很大一部分教会和信徒退出三自,转为家庭聚会。第三次退出运动,是文革开始后,只要你想聚会,想保持信仰,你就一定属于地下的家庭教会运动。

上帝的恩典

有位贾玉铭的学生,写了一篇回忆录。说文革开始后,他见到自己的老师,贾玉铭跟他说,请你为我祷告,他说,“老师,你是教我们祷告的,怎么让我为你祷告呢”?贾玉铭悲伤的说,“我已经很久不祷告了,我无法祷告,也不知道怎么祷告,神不再听我的祷告了,我已经没有办法再祷告。求你为我祷告吧”。中国教会的一代属灵伟人,竟衰败到这个地步。我们并不知道他的永恒结局,他的结局在上帝手中,他是否得救不是我们能评判的。但我们实在看到他在这条投靠凯撒的路上,属灵生命破碎如一地鸡毛。杨绍唐也一样,最后在文革中被批斗,在上海扫大街,倒地而死。他的儿子、家庭教会的老传道人杨安溪在回忆录中为他作见证,说父亲最终看清了时局,没有丢弃信仰。他说自己作为儿子,很慎重地询问了父亲临终前的信仰状况,因此在墓碑上,仍为父亲刻下了“神的忠仆”字样。令人敬畏的一点是,加入三自的教会领袖,大部分都活得不长,多数都死于文革。但家庭教会的领袖,那些在55-56年被捕、在57年反右中被捕、或在文革前就被关押、下放的人,到了80年代初全都放了出来,大部分都还活着,而且基本上都活到80-90岁。王明道、袁相忱、林献羔、李天恩、谢模善、边云波(国外)、杨心斐、李景沆,这批圣徒都坐了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牢,哪有什么营养餐,保健操,但上帝都让他们长寿,最年轻的84岁(杨心斐),最年长的93岁(谢模善)。

这里隐藏着上帝极大的恩典。为什么呢?因为最残酷的文革来临时,这些1949年前的基要派教会领袖,都被神保护起来了。保护在哪里呢,他们都被保护在监狱里。因为他们早就坐牢了。所以文革爆发后,被红卫兵批斗致死的、不堪受辱而自杀的都是三自领袖,因为他们都在外边。而家庭教会的领袖都在监狱中过安息年。坐过监狱的人都知道,从看守所到监狱,简直就跟进了天堂一样。因为相对来讲,监狱是有次序的。三年大饥荒时,外面饿死几千万,监狱中反而很少饿死人。文革开始后,更没有红卫兵冲进来批斗你。所以家庭教会的修道院,就是监狱。家庭教会的传道人,要等着坐牢才有安息年。这是神特别给中国教会存留的恩典。兰州的李景沆长老,他是57年的右派,在夹边沟的劳改营幸存下来的,两年前离世归回天家。神在文革中,拿走了许多三自领袖的命。神却留着这些“共和国的罪犯”,一直活到90岁是为什么呢?请注意,三自领袖就算坐过牢,文革后都平反了,因为人家算“人民内部矛盾”。而家庭教会的领袖,没有人被平反过,因为人家看我们是“敌我矛盾”。这不单是他们个人和家庭蒙了祝福,更重要的是,神存留他们的性命是为着我们。

这是给家庭教会留一个传承,一个血脉。当这个传承被牢牢建立之后,神才陆续接他们回天家。就像第一世纪,老约翰被留到最后,作为福音的见证人。没有这一批坐过牢、经过火炼的基要派传道人的老当益壮,就没有1980年后中国家庭教会的复兴。他们一直陪伴着家庭教会的复兴,一直陪伴到21世纪,才陆续被主接走了。

这是非常感恩的事。因为唯有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

2018年4月22日

说明:

这是根据王怡牧师2018年在秋雨圣约教会,成人主日学课堂录音整理而成。前五章经本人审阅,后五章王怡牧师还没来得及审阅即被逮捕。后五章编者未作内容上的更改,仅对部分口语改成书面用语,删除部分重复内容,方便读者阅读、传播。

感谢将录音整理成文字的同工以及负责校对的同工,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愿上帝祝福各位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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