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毁有时,建造有时

王怡

1957年的基督徒右派分子们,无论是三自的头面人物,还是独立教派的殉道士,他们都处在一个比他们个人遭遇更重要的悲剧当中。那就是基督教会在中国的荒凉。尽管基要派信徒们以他们的血,为信仰作了美好的见证,也将上帝对这个族群的诅咒,最终转为了祝福。但另一方面,基督教会在共产党手下的真正悲剧,是在一个把人举得比巴别塔更高的时代,民族、国家的概念,其实是以不同的方式同时辖制了现代派和基要派。对现代派来说,就是彻底转向对国家和民族的膜拜。吴耀宗的接班人丁光训在1984年有一段著名的话,解释三自的信仰。他说,“我的信仰不是一个圆,只有一个圆点。我的信仰是一个椭圆,有两个圆点,就是基督和国家”。这段话相信也是吴耀宗及至今为止多数三自领袖的“信仰告白”。

王明道称其为“不信派”,确实没有冤枉他们。真正的基督徒一定会反对这种心怀二意,将福音与世界折衷妥协的“一个椭圆”。但对吴耀宗来说,王明道的敬虔主义和倪柝声的属灵主义的信仰也无法说服他。国家、时代和民族的诉求,对基要派有一种反面的辖制,就是迫使他们成为“分离主义者”,从这个撒旦的世界离开,把信仰与世界的界限划得干干净净,一心传福音,等候基督再来。所以在1950年,王明道的教会反而是最“三自”、最本色化的教会,不管西方教会是不是帝国主义,都早已把界限划得干干净净的。在民族主义的压力下,早在1949年前,中国教会就开始了一个与两千年普世教会的传承相割裂的倾向。几乎所有宗派都不同程度地陷在这种倾向当中。基要派信仰最伟大的地方,就是时代越黑暗的时候,信仰越是站立得稳。但缺陷是时代越不黑暗的时候,就越无法完整地去回应一个时代,不能根据圣经整全性地处理福音与社会、福音与文化、以及福音与政治的关系。当共产党进了村,一个基督徒要怎么去理解他眼前的这个世界?不信派的回答固然是背弃信仰,但基要派也无力回答这个问题。正是这一缺陷,使大多数基督徒在“三自运动”中,面对革命的金光大道和新思潮的诱惑,难免陷入普遍的信仰困惑之中。甚至连王明道的儿子,也对信仰产生怀疑,成为王先生晚年最心痛的一根刺。

“三自”的实质就是自闭。然而从现代派到基要派,其实都不同程度的以民族性割裂大公性,自闭在普世教会和教会史的传承之外。可见在文化上,“帝国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确构成了那个时代最显赫的世界观。面对这个世界观,无论是抗拒还是妥协,教会的信仰都无法提供一个完整的回应。

而1950年代的北美,正是“福音派”从传统的基要派中脱离出来的年代。福音派一样坚决持守基要信仰,反对现代派。但他们也不满于基要派将这个世界拱手相让的分离主义立场。尤其是保守的福音派,持守新教的归正传统,强调基督徒“在世而不属世”的社会参与,在福音使命和文化使命的关系中,看见一个完整的信仰。福音派的信仰既不是一个心持二意的椭圆,也不是一个单一的圆,而是一系列围绕一个圆点的同心圆。福音派基督徒以一种完整的世界观去回应时代,促使教会发挥出整体性的见证,成为社会在道德、文化和政治方面重要的保守主义力量。

但在五零年代的中国基督教中,还看不见这样的信仰传承。现代派和基要派同受时代的影响,都将基督信仰理解为一种个人主义的,与文化无关的、甚至是一种“私有化”的信仰。不过面对共产主义的凶恶时,基要派信仰仍旧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基督信仰。现代派主动卖主,基要派退而防守,转入地下。苦难,使中国成为一座巨大的修道院;殉道者的血,亦成为家庭教会复兴的种子。

到了1958年底,中国基督徒的总量已迅速流失,大部分基督徒都不再去教堂,参加聚会的多为年老信徒。“三自会”在文革之前的政治使命也已接近可悲的尾声。中国教会史专家赵天恩博士评论说,到1954,“中共透过三自会控制了全国绝大多数教会”。再到1958年,“中共透过三自会彻底摧毁了有组织的中国教会”。许多西方的教会史学者都在这里停下,写出相似的句子,“从此,全世界失去了中国基督徒的消息,基督的门徒们在那里苦苦等候教会复兴的一天”。

在基督徒看来,极权主义的实质是对国家的偶像崇拜。从1950年到1958年,中国基督徒在共产党的独裁之下,曾以和平的信仰抗拒国家的暴力。在他们中间既有可耻的失败,也有灵魂的得胜。他们中间无数的圣徒和殉道士,和其他社会阶层的精英一样,曾以“反革命”或“右派”的名义,构成了中国当代自由史的一部分。他们的苦难,也成为中国的苦难的一部分。乃至他们的信仰,也因此成为中国本土精神的一部分。

中国基督教在极权主义下的这段历史,叫我作为一个基督徒,也从中看见两件事。第一件,是人的全然败坏。“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第二件,是真信徒的坚忍。从坚忍中看见上帝的恩典。无论有多少人跌倒,总有人靠着这恩典,胜过了这个世界。或者说,我在1957年的片断中,看见人的两种无限性。一是人的堕落的无限性,一只狗不会堕落得比猪还不如,但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却还有堕落的余地。二是人被拯救的无限性。就算人堕落到比狗还不如的地步,但如保罗说,“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在那里显多”。

谨以此文,献给反右运动50周年和马礼逊来华200周年。

2007-5-8写于成都,为殉难的信徒感谢神,为教会的罪哀哭,为神的拆毁与建造献上赞美。

主要参考书籍:

赵天恩,庄婉芳,《当代中国基督教发展史(1949—1997)》,台湾中福出版公司。

梁家麟,《福临中华:中国近代教会史十讲》,香港天道公司1999年。

沙百里,《中国基督徒史》(全译本),台湾光启文化2005年。

苏文峰,《中国教会史》。

王明道,《又四十年》。

李迪亚,《活祭——袁相忱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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