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魂的幸存者:《孤独之岛》

王怡

1970年代,一位流亡的苏联知识分子,告诉一位美国牧师,苏联知识界正在经历一场东正教的灵性复兴。几乎每位显要的艺术家、作家和音乐家,都在挖掘属灵的主题。这怎么可能呢,在莫斯科,连一本福音书都难以看到了。多年后,牧师在书中写道,那位异见作家,面带骄傲,他的回答令人印象深刻:

“只要人们还在读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基督教的精神就无法从这个民族的心灵中被消失”。

“被消失”,是我的修订。

世上只有永不消逝的恩典,没有永不消逝的电波。世上只有永不消失的信仰,没有永不消失的政权。当年,诺贝尔发明了129种炸药,随后半个世纪,炸遍了世界每个角落。他临终倾囊而出,却设立了诺贝尔和平奖,褒扬那些致力于减少他的炸药销量的人。真正的幽默,就像诺贝尔的炸药,都是黑色的。真正的幽默背后,是无巧不成书的上帝之手。不然,人生有多少苦难,历史就有多么尴尬。

1935年,诺委会将和平奖授予一位德国记者卡尔·冯·奥西茨基。他是犹太人,撰文反对法西斯主义。希特勒任总理仅一个月,就以“叛乱罪”逮捕了他。一年后,德国政府允许诺委会代表来到奥西茨基服刑的埃姆斯兰集中营,向这位编号“562”的在押犯颁发了和平奖。随后,奥西茨基被释放。

奥西茨基煽动颠覆国家最厉害的文字,是批评希特勒的。他说,“一个民族到底要在精神上沦落到何种程度,才能在这个无赖身上看出一个领袖的模子,看到令人追随的人格魅力”?

我惊叹这话掷地有声,滴水穿石。实在是我说不出来的。在这年代,我也不配说出这样的话。然而言语的威力,话语的力量,“一言兴邦”是真,“一言丧邦”也不假。所以有些语录要被广传,有些语录要被消失。但安徒生问,那个喊出皇帝没穿衣服的小孩,到底是不是危险分子?有信仰的意思,是相信真理兴邦,谎言丧邦。而无信仰的结果,是妄想谎言兴邦,又怕真理丧邦。

于是人生就真真假假,历史就捉捉放放。罪恶的权势,弥漫天下。善恶的争战,直上云霄。1989年以后,我才开始为寻求生命意义而阅读。这20年来,就像一个提着灯笼,头插草标的女子,谁都可以把我赢过去。占据我一个夜晚,或数年之久。当我被一种思想占据良久之后,我就被称为教师或学者。就像一个通房丫头在一群没通房的丫头面前,被称为如夫人。又如鲁迅所说,我的灵魂不过是人类思想的跑马场。我是谁,我成了我所拥有的一切,我成了被嫉妒、被尊敬、被讨厌和被消失的一切。我成了人生的苦难、历史的尴尬或皇帝的新衣的一部分。但那不能被消失、也不会被消失的在哪里,我就在哪里?如果我不知道那不可消失的部分,我就不知道我自己。

在苏联,那不可被消失的部分,像穿过白银时代的暗流,依然不可消失。当鲁迅被鲁迅,高尔基被高尔基之后,高尔基在日记中写下,“只要那人存在,我在世上就不是一个孤儿”。

就像情感要寻找的,不是一种理论,而是一个爱人。灵魂要寻找的,也不是一种思想,而是一个人。

一个不能被消失,不能被败坏,不能被隐藏的人。

一个可以向他呼喊,向他忏悔,向他敬拜的人。

150年来,经过苦难,在这个民族,许多肉体都活过来了,许多灵魂却荡然无存。罪恶就像赤焰金龟(电影《狄仁杰》),谁沾染了它,谁就要在阳光下烧为灰烬。因为黑暗见不得光,光却见得黑暗。黑暗不能占据光,光却能占据黑暗。再多的黑暗也不能掩盖光,一丝光却能摒除黑暗。

1976年,在苏联北部的荒岛上,有一座修道院。一位海军司令,党的干部,带着癫狂的女儿,向一位传说中的圣人求救。有人说,这部伟大的俄罗斯电影,是《罪与罚》的翻版。光与影的明暗,与修士的缄默相得益彰。俄罗斯电影的镜头感,就像东正教的圣像传统,肃静而庄严。导演不动声色的,回顾了共产党背景下的灵性复兴。在光荣正确的党外,一个衣不蔽体的疯癫修士,被同志们谣传为预知未来的圣人。他们参加完政治学习,就偷偷划船去找他。

但这位修士,和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罗斯科尔尼科夫一样,是个杀人犯。二战中,他服役的拖船被德国人追上。他出卖了船长,纳粹给他一把勃朗宁,他挣扎着开了枪。之后,他被修道院救回来,隐姓埋名成了修士。

这是一个中国电影无法想象的人物。他不是奥西茨基那种面对罪恶的先知型战士,也不像雨果笔下的冉阿让,悔改后充满行动的能力。基督教的隐修传统,看似人生硝烟的退散,却是属灵争战的激化。作家卢云形容说,到4世纪,罗马帝国全面基督教化后,当时的修士们,就像海军陆战队的空降兵,为着时代的属灵益处,自愿空投到沙漠中。以另一种看似离开时代的方式,怜悯和照料那个时代。在一个杀人如麻的社会中,这位苏联修士做了什么呢。他在修道院用了半辈子,寻求救赎的确据。在某种意义上,他为这个社会什么都没有做;但在另一种意义上,他一个人的忏悔,就是对整个社会的审判和祝福。

这是基督教隐修传统与佛教避世清修的区别。像易卜生常被引用的一句台词,“这个世界翻了船,我要做的就是把自己救出来”。如果指肉体的幸存,这话有部分合理性。就像飞机上说,你要先为自己戴好氧气罩,再去帮助别人。如果指灵魂的幸存,这话其实是沙漠教父们的格言。你不能救人,你必须先与纯粹的恩典相遇。当修道院院长来到他的锅炉房,向他求教,称赞他的好品格。院长说,“你向我证明了我的内心全无信仰”。这位锅炉房修士回答,“我们的品德在上帝面前散发出恶臭,我能闻得见那股味道”。

难道你闻不见吗。

在东正教传统中,那些看似愚痴癫狂,却显露智慧圣光的圣徒,被称为“圣愚”。 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的梅什金公爵(《白痴》),就是俄罗斯文学中最著名的圣愚形象。因此,准确的说,这部电影是《罪与罚》与《白痴》的融合。十月革命后,圣愚传统埋没在旷野。但人民仰慕他们,胜过了仰慕教会册封的神父。导演成功塑造了一个共产党时代的圣愚,古怪、疯癫,爱做恶作剧,为罪忧伤,言语睿智。公映后引起轰动。

结果,那位苏维埃司令,就是当年中枪跌落海中的船长。修士医治了他的女儿,一生的赎罪与悔改也走到了尽头。他选了日子,自己躺进棺材,握着基督的十字架,闭上了眼睛。

或许我们很难接受,其实诺贝尔和平奖,不但应该颁给奥西茨基,也应该颁给这位锅炉房的修士。他为了内心的和平,一辈子与罪恶摔跤,最后躺下去;不是孤儿,而是灵魂的幸存者。如果他的道路,与这不和平的世界背道而驰;那么他追求的和平,也就是世界的和平。

2010-10-12,《南方人物周刊》“电光倒影”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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