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教改革沉思录(六):生命比观点更重要

王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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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200年来,改革宗教会的长处,在思想,而非情感上。思想力大于生命力,思想率大于行动力,这是很多人的常态。往往也是我的常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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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知识论,不是哲学化的,而是瞩目于道成了肉身。

换言之,对路德来说,知识论就是基督论。

在1518年初的海德堡,路德参加了一场辩论。他提出一个反对经院哲学的神学论纲。其中第19-20条,阐述了他的“知识论即基督论”:

第19条 若一个人认为,可以在那些确实发生的事上,清楚察觉到属神的不可见之事,那他就不配称为神学家。

第20条 然而,若一个人透过苦难和十字架,来理解属神的可见和明显之事,他就配称为神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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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两段话,可以视为路德对约翰福音1章18节的解释:

“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在父怀里的独生子将祂表明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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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丁·路德的意思是说,十字架是一切神学的起点,又是一切神学的终点。十字架,是信徒赖以判断和理解所有神学陈述的基本原则。

换成家庭教会比较熟悉的一种表达,就是“一个人的生命,比一个人的观点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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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并非忽略救恩认信的重要性。改革宗教会特别强调,信心与认识的一致性。如在《约翰福音》中,“知道”和“信”,几乎被使徒约翰同义重复地使用。因此从奥古斯丁和安瑟伦以来,教会都坚持“因信求知”的一致性。在此基础上改革宗教会特别相信,正确的神学塑造正确的生命。

但我说的“观点”,不等于救恩认信本身,而是我们的思想在认信中的展开与落实。你可以把这个理解为第二层的思想(第一层的思想是对三一论、基督论和救恩论的认识)。对第二层,甚至第三层、第四层的思想来说,你的想法是什么(What)并不过于重要,你是怎样(How)思考和表达的更为重要。

譬如说,你是跪着思考的,这比你是站着思考的更重要。你在思考时流泪,比你思考时的逻辑周延程度更重要。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亏损,比你的想法会导致你的收益更重要。甚至,这意味着,有时候,你的破碎,可能比你的完整更重要;你的沉默,可能比你的言辞更重要;你的哭泣,可能比你的雄辩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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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卡尔·楚门说,凡是当一个人试图来思想神的大能和主权时,他应该把目光放在哪里呢?路德回答说,要放在十字架上。是的,任何议题,任何时刻,他都必须把目光聚焦在十字架上。不然,他可能是一个学者,却绝不是一个神学家,更不配称为一个牧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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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任何一位改教家,包括加尔文在内,像路德这样,将这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基督,置于整个信仰夜空的中心。楚门说,在路德之后的新教神学中,十架神学,“从未扮演过一个明确的和核心的角色”。尽管在加尔文那里,基督的中心性,和十字架的焦点,仍然是清晰可见的。但加尔文在方法论上的特征,或许影响了后世的改革宗神学,逐渐偏离了基督中心的焦点——尤其是在启蒙运动前后,改革宗神学体系,开始深受欧陆哲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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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按另一种标准,也可以将500年来的新教神学家,分为两类。一类是相当“圣经化”的神学家,或称“非哲学化”的神学家;另一类是相当“哲学化”的神学家。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淡化,基本上发生在后一类神学家的谱系中。——尽管这一分类,并不表明圣经化的神学家,不曾受到哲学的思维方式影响;更不表明,哲学化的神学家,就是非圣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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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约翰·慕理是“非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甚至令人惊讶地不拥有PHD学位。而范泰尔则是“哲学化”的神学家的代表人物,他几乎以一人之力,奠定了新加尔文主义的世界观基础。——我并非臧否其高下,只是试图梳理其源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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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的改革宗传统中,有句开玩笑的名言,“大急流市与费城有什么相干呢”。按我的分类,是说荷兰改革宗教会,主要是“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而苏格兰和爱尔兰的长老会,是“非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代表。——尽管这两大传统,其实早就互相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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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我所说的黑格尔的正反合命题。我藉此理解宗教改革时期的神学传承:

天主教会是一个正命题,路德神学是一个反命题,加尔文主义是一个合命题。

或者,在改革宗传统内部,我藉此来理解宗教改革500周年的神学进程:

十架神学(路德)是一个正命题,神的主权(加尔文)是一个反命题,十架神学与上帝主权恩典的结合,是一个合命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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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上帝主权的十架神学,在路德宗传统内部,逐渐走向感觉主义,成为自由派神学的大本营。

轻视十架神学的上帝主权,在一部分加尔文主义者那里,逐渐走向理性主义和哲学化的神学体系,成为新的律法主义的大本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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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年来,有三个时期的教会,呈现出融合了十架神学和上帝主权的合命题的特征。

第一个时期是清教徒时代的英国(及北美殖民地)。清教徒的敬虔主义,是上帝主权下的敬虔主义(这是他们与德国敬虔主义的区别)。而清教徒的加尔文主义,带着强烈的路德式的癫狂、焦虑和信心的奇迹(这是他们与荷兰加尔文主义的区别)。

班扬的《天路历程》,是对清教徒的生命与观点的融合的、最优美的文学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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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在北美殖民地有相当长的延续。而我要说的另外两个时期,大概就很少有人会认同了:

第二个时期,是过去几十年持续发生的,在美国的新加尔文主义的复兴。

第三个时期,是正在发生的,中国家庭教会的十字架道路,与上帝主权的改革宗神学传统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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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结论有两个,一是应然的判断,今天教会的出路,是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一个是实然的判断,中国教会正在(有希望)进入这个500年来的合命题。

举例来说,唐崇荣牧师是华人教会中这一融合的最典型的代表人物。在他身上,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他是非常“哲学化”的改革宗神学的阐释者,以至于有年轻一代起来,批判他的过度哲学化。第二,他是“奋兴布道、为主癫狂”的中国教会传统的、最突出的继承者,这种特质使他虽然身处大陆的苦难以外,却比绝大多数华人牧者,更迫切地把握住了基督中心和十架神学的焦点。国内的大多数“非哲学化”的基要派教会,不太理解他的前一种特质。而海外的大多数华人教会,又基本上对他的后一种特质,感到一种难言的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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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啊,我一思考,你就发笑。你若究查罪孽,谁能站得住;但你若帮助我们,谁能抵挡呢?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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