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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今天大多数的新教教会，既在很多特质上，依旧是宗教改革的后代；又在一些更重要的特质上，足以称其为“反宗教改革”的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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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因为，500年来，我们先是听说，又正在经历，现代主义的诞生与衰亡。
一切糟糕的，从我们祖先流传下来的东西，都带着“Pre—”的前缀；一切重要的，从欧美历史传承下来的东西，都带
着“Post—”的前缀。
教会依然如此，我是指地上的，有形的，不完全的，500年来的教会。这是理解教会的，第二位的，次要但必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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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我们几乎面临一个“拯救宗教改革”的任务。不是一场新的宗教改革，而是一场“回到未来”的考古计划。这个任务，将面对一切进步主义的挑战和嘲笑，包括教会以外的，和教会以内的。
在500年后，将自己投身这一任务的勇气，将来自于，一个没有智能手机、也没有铁路和飞机的“过去”，在多大程度上，被我们视为一个褒义词，或视为一个贬义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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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特征，可以将宗教改革，与初代教会以来的数次宗教复兴区分开来：
马丁路德说，他的前辈们，攻击的都是教会的道德；但他攻击的，是教会的神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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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一个牧师犯了淫乱，不悔改，教会将他赶走，并受此震动，迫切祷告，人人流泪悔改。这可能给教会带来一场小小的复兴，但不会为教会带来一场宗教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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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在路德那里，赎罪券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神学问题。它当然也是一个关乎腐败、淫乱和滥用权柄的议题，但贩卖赎罪券的本质，是一面贬低了基督的恩典，一面也看轻了罪的权势；错误地看待了基督，也错误地看待了教会和信徒在上帝面前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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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中世纪的神学家相比，改教家们的作品，不是以天父上帝的创造和人类受造之理性为中心的；与当代的神学家相比，改革家们的作品，也不是以圣灵的工作和人类受造之情感的回应为中心的；他们只以基督的道成肉身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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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路德也喜欢谈论自己奇妙的属灵经历，这好像与现代基督徒类似，但他的焦点，从来不是圣灵在他身上产生的某些主观影响，而是关乎那位“在基督里彰显自己的神”，或那位“在十字架上彰显自己的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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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教改革可以教导今日的教会，圣灵同在的真正记号：不是开始热烈地谈论圣灵，而是开始更多地谈论基督。
因为改教家们，在没有麦克风和互联网的情况下，曾以历史上最大的声量，宣称整本圣经都是在诉说神在基督里的恩典，宣称基督是新旧约圣经的中心。
正如耶稣自己在以马忤斯的路上所宣称的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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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卡尔·楚门强调说，“一间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并不等于一间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
前者，只反映了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则；后者，才反映出宗教改革的实质原则。
15举例来说，在宗教改革之前，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而在宗教改革之后，教会中出现的新教导，大都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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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些宣称或坚持只有自己对圣经的理解才正确的人，是典型的宗教改革的后代，因为“唯独圣经”成为了他们的方法论。而那些宣称或坚持自己拥有圣经以外的启示与权威的人，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宗教改革的后代，他们不是“后宗教改革”时代的产物，而是“前宗教改革”在宗教改革之后的私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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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那些不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仍然算不上宗教改革的真后代，因为“唯独基督”的恩典教义，并没有构成他们的信仰实质。他们才是“后宗教改革”的产物，是现代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某种混合；其中一部分人，终究守不住“唯独圣经”的形式原则；而在另一部分人那里，“唯独圣经”仅以一种“政治正确”的方式被保存着。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在自由派那里，“唯独圣经”已被连根拔起；而在基要派那里，“唯独圣经”仅仅作为一种“活人的死传统”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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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当一间教会，“既是以圣经为中心的教会，又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教会”时，才是宗教改革的真儿子。
或者，用陈佐人牧师的话说，只有在归正的教会那里，宗教改革的信仰，是作为“死人的活传统”而存在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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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归正的意思，就是“拯救宗教改革”。
换成一句著名的拉丁格言，就是ecclesia reformata,semper reformanda（归正的教会永远需要归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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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人类有近乎无限的能力，可以在自己身上、而不是在基督身上，找到膜拜的对象。这种可怕的特质，造成了我们对一切新奇事物的饥渴，和对于“过去”和一切古老事物的藐视。
然而，如果500年前的宗教改革与今日的我们无关。那么，2000多年前被钉在十字架上的那位拿撒勒人耶稣，就极有可能与今天的我们无关。
所以，宗教改革的儿女们，称那位被钉在十字架的，为“昔在、今在、永在的”基督。
而远离了宗教改革的新型基督徒们，喜欢称那位被钉十字架的，是一个超历史的“基督事件”。
为此，改革宗神学家梅钦（J0hn Gresham Machen)认为,这种以所谓的“基督事件”为核心的自由派神学，已经不再是基督教，而是一种新的宗教。
——摘自《宗教改革沉思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