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电影《二十四城记》

王怡

当年的“三八红旗手”吕丽萍举着输液瓶,走过停放飞机的坝子,找厂里的干部。一种巨大的乡愁开始占据我。想起张楚那首《造飞机的工厂》,“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心里就忧伤起来了。

原本说,贾樟柯要和大家分享“我在工厂长大”。但年轻人一多,这话题就罩不住了。我母亲是针织厂的,厂里人嗓门都大。小时候,我整天整天被带到厂里。妈妈建议厂长弄了个图书室,结果大部分的书,可能只有我看过。我一遍遍去每个车间串门,看每一道印染工序,听军队一样的纺织机开始轰鸣。觉得机器的力量是迷人的力量。但满眼望去,尽是女工。对我来说,这是一种仅次于婚姻的结合。直到今天,每当我看见女司机开公交车,就立刻被拖回了小时候。

一个 50 年代从沈阳迁到成都的军工企业,420 厂,和隔城相望的 132 厂,两个庞大的城外之城,几乎改变了成都的气质。但这不是贾樟柯的重心。尽管陈建斌的讲述,提到 420 与“地方”的冲突。几乎每个人的故事里,都经历了南下成都的优越感,如何在时代变迁中失丧。那掌控机器的阳刚力量,如今在练歌时软绵绵唱起的《国际歌》,又如何在市场的往来中,退回了劳力者治于人的困境。

420 厂与成都是貌合神离的。前者代表了革命叙事的远大前程,它的荣耀、优越与衰落,与这座自古以来远离庙堂和一切宏伟叙事的,充满着世俗气息、市井味道和文学品质的城市,就如纺织女工与织布机的结合,甚至武大郎与潘金莲的情仇。因为电影是站在 420 厂的本位上去记录,因此贾樟柯来成都,就如当年420 厂来成都一样,“成都”仍然沦为一个暧昧的概念。就像席间,三五人高谈阔论,末了,有人才问,那个谁,你叫什么名字。

只当吕丽萍讲到,1960 年大饥荒时,420 厂的工人干部,仍然每月三斤猪肉。成都的苦难,才从 420 厂缅怀辉煌的一个缝隙中,露了出来。两年前,四川出版了原政协主席廖伯康的回忆录,证实在大饥荒中,四川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是 800万-1000 万。观影时,我也为那些鲜活的工厂移民,在时代变迁中所承受的代价,几次流泪。但单单听到这一段讲述时,我心里的忧伤、痛苦,像被世上最锋利的针刺过,无以复加,难以表述。

在我心里,忽然生出一种莫名的怨恨,和对 420 厂的冷漠。一个在大饥荒中每月吃三斤猪肉的人,怎么能够面对这座他们曾经瞧不起的城市,一味叙述而今的辗转与难处呢。难道不是咒诅临到了这群被卷入宏伟叙事的人吗。难道不是天道循环吗,使徒保罗说,你们做主人的,不要欺负仆人,因为你们和他们有一个主同在天上,因为“神不偏待人”。人一辈子,岂能两头都真,两头都占呢。

连带对贾樟柯,也生出一种偏见。这电影尽管在真实与虚构之间,延伸着纪录片风格。但和《三峡好人》相比,最大变化是以一种精致的方式,恢复了《站台》中的那种抒情性。默片风格的黑屏,无数定格的人物特写,加上女诗人翟永明的加入,将成都这座城市的阴柔气质,以诗歌体的形式,带入了 420 厂拆迁的机器声中。

而我不满的也是这点。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贾樟柯是当前唯一一位导演,能同时得到自由知识分子和新左派知识分子认可和赞许的。他对时代的关切,何去何从,影响着他的艺术品质。但恰恰是倾向于左翼知识分子的那一面,使贾樟柯的叙事,开始少了许多明亮的思想,和流畅的叙事。如果未来难以描述,乡愁越来越浓,也不是坏事。但电影较弱的部分不在怀念,而在当代。

影片有三层断裂,一是 420 厂与成都之间的,一是虚构与真实之间的,一是上一代工人与 80 后子弟之间的。前两层都增添了某种张力,第三层是一个真正的缺陷。上一代的故事多么抒情、真实和细腻,新一代的故事就有多么单薄和概念化。无论导演或演员,都没能抓住这一代的情怀。如果贾樟柯开始丧失描述当代的能力,就没有贾樟柯了。这或者是某种左翼知识分子的思路使然。许多欧洲电影大师,一生的死结,就是陷在左翼情结里不能自拔。

就像我,陷在一种地方主义的怨恨中不能自拔一样。甚至后来的故事,都很难更深的打动我了。我低头祷告,为自己的怨恨,和突然刚硬起来的心,感到震惊。在一种很私人的意义上,我感谢这部电影。因为导演没有顾及一个成都右翼知识分子的情结,只是饱含深情地记录了“劳动”及“劳动者”,之于这个时代的痕迹和意义。却意想不到地,刺中我心中一个最深的营垒。几年来,当我慢慢成为一个传道人,我以为上帝在十字架上的恩惠慈爱,使我不再会对他人充满恨意。但某一个时刻,就是黑暗的时刻;正如某一个时刻,也是恩典的时刻。

最终,当银幕上打出欧阳江河的诗句,“整个玻璃工厂是一个巨大的眼珠,劳动是其中最黑的部分”。我开始尊敬贾樟柯的叙事。当两个 420 的工人搭肩坐着,面对镜头,一个用手指头去惹另一个,那面庞生动不已,胜过一切表演。无论革命的叙事还是市场的往来,无论往日的 420 厂还是今天的成都,“劳动”的最生动的意义,其实都被遮蔽了。劳动成为苦难的源泉,权利的载体;劳动成为对性别的消磨,对财富的屈服。惟独,劳动没有成为彼此相爱的方式。劳动的美好,在这两个劳动者脸上,转瞬即逝。

贾樟柯说,我的梦想,就是让劳动者的脸庞,每一个毛孔,都在黑暗的电影院,投射在巨大的银幕上。其实,这片子不是乡愁,而是礼赞。对我来说,也终于不是论断,而是医治。

只是万夏的诗歌被改编,用在片末,说“成都,仅你消逝的一面,足以让我荣耀一生”。还是轻浮和文艺得令人羞愧。我坚持认为,柏桦的末世气质,更接近贾樟柯和他镜头中的当代。我也更喜欢万夏原诗中的颓废与尖刻,“仅我腐朽的一面,就够你享用一生”。

因为在一个不断劳动的时代,劳动已经腐朽,劳动者失去了生动的脸庞。

2009-3-9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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