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以斯拉记》到《尼希米记》，被掳的以色列人有三波归回运动。每一次都得到了世俗情势的配合，和君王的首肯。每次都指向一个复兴与重建的主题，大卫王的子孙所罗巴伯领着民众修建了圣殿；大祭司亚伦和撒督的后代以斯拉，恢复讲解神的律法；而后，尼希米回到耶路撒冷，重建城墙。

圣殿是生命开始、事奉出发的地方。如果将1949到1979这30年，看作中国教会在逼迫中持守祭坛、养成生命根基的时代。将1979到1989、1999，再到2008年的四川大地震，看作一个“在辖制之中稍稍复兴”的30年。那么一年过后，我们看见512地震无论对中国教会来说，还是对世俗政权而言，似乎都是一个象征性的转折。对教会来说，浮出水面，参与社会，成为一个规模化的公共事件。家庭教会在参与灾区重建的过程中，整体上已无法隐藏，亦不可隐藏。在2008年5、6月份，据本地教会估算，来川的海内外基督徒志愿者约10万到20万人，约占志愿者的10%-20%。但到2009年春节前，据参加基督徒灾区事工联席会的灾区同工们估算，春节期间仍留在四川的志愿者中，基督徒比例已超过了90%。大地震引发的这场社会参与浪潮，除规模化和公开性之后，开始凸显第三个特点，即持续性。对政府来说，2008年-2009年的各种情势，从国力鼎盛到危机四伏，也已接近社会转型的晚期。而512之后，灾后重建和基督徒，在政府和公众眼里，也成了两个联系紧密的关键词。在很大程度上，2008年政教关系的变迁，和一些跌宕起伏的局势，包括家庭教会的合法性开始成为公共议题；都与基督徒在灾后重建中突出的身份彰显与信仰实践，有较大关系。

因此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与如加州的华人基督徒积极投身于反对8号提案的运动，在异象的负担上有所不同。512已成为下一个30年的转折点。教会与社会的关系，开始进入新的世代。从旧约启示的应用上说，从圣殿到城墙，就是从建造教会，到祝福社会。从内心信仰到宗教实践。从社会学的视野说，这一年的意义，就是教会从一个边缘的、受压迫的奴仆地位，开始向着一个主流社会的位份转变。基督徒群体要开始从一个完整的信仰出发，建立起一整套公开化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及行为与交往模式，从而完成从秘密团体到“亚社会”的形成。所谓“城墙”，在今日，并不是指将教会与社会分开的四面墙，而是能将基督徒的信仰与生活范式，与世俗的生活范式及其意识形态区分开来的、一个公开化的“亚社会”。这是对信徒的生活、家庭和信仰之圣洁与独特性的保护，也是从“亚社会”影响“全社会”的必经之路。

参与灾后重建，对教会来说，最重要的是因此促进了教会的社会化过程。笔者明显地看到，无论是在属灵的领导力、金钱的奉献和各类世俗资源的运用上，这一轮社会参与都呈现出四个特点，

• 以家庭教会为重心；
• 以家庭教会中新兴的城市教会为重心；
• 以依托家庭教会背景的、非教会的各种正式或非正式的机构、团队为重心；
• 以非直接宣教的社会事工或福音预工为中心；

这几个特征，很大程度上可折射出中国教会的走向。反过来说，第一，“三自”系统尽管在教会的公开性和各类资源的集中上，都有家庭教会所没有的优势，但三自系统下的堂点和信徒并没有成为灾后参与的主要力量。这表明城墙的事工必然是圣殿建造和真道扎根的延伸。由政治格局所扶持的“公开性”，并不与“社会化”的程度成正比。第二，以河南教会为主的团队型系统和温州教会，是中国家庭教会前30年的主体力量之一。但有意思的是，她们尽管在灾区有积极的参与，但也不是灾区事工的主导力量。这表明金字塔式的、家族式的及不成熟的主教制（带领人）的大型教会治理系统，与中国改革30年来所形成的多元化的民间社会及其精神资源，不能完全配合，要在一个“开放社会”中担当属灵的职分，可能会有较大的困难。第三，在神学上持守基要主义、分离主义或小群主义的，以及受灵恩运动影响的教会系统，也不是这一轮基督徒社会参与的主流。

灾区事工其实是一面镜子，也是上帝建造中国教会的一个管道。观察“512”后的救助与重建工作，笔者看到家庭教会正处于一个大时代的开端，和一次充满嬗变、阵痛、试探与祝福的大转型。由此将带来对家庭教会的神学立场、属灵观和教会建造的巨大挑战。教会之于世俗社会的公共意义也将因此发生改观。

这一年，有无数信徒甘心委身灾区，使主基督耶稣在他们身上得着当得的荣耀。但在群体性的同工上，灾区事工中出现的问题、争战、冲突；如传福音的方式及其与灾区救助的关系，对灾难的理解，及教会、机构、团队与灾区、社会和政府的关系，都可能混乱多于次序，分离多于同工。笔者看见许多团队因着在真理、异象、属灵传统、工作方式、金钱管理、权柄与次序上的冲突，陆续走向解散、分裂。尽管这些弟兄姊妹在经历挫败、委屈之后，大多仍在灾区坚持服侍。

这样大规模的灾区事工，其实是对一个跨教会的基督徒“亚社会”的考验和彩排。一年后看彩排结果，笔者的结论是，中国虽有可能高达8、9千万的基督徒，但我们还远远没有形成一个“亚社会”。若我们可夸口的，只是个人见证的汇集，而非一个因着真理、而在爱中联结的“基督徒社会”的群体性见证，能如城墙一般，将我们与其他亚社会群体的公共生活及交往方式区别开来。我们这一年，往后看，有美好的见证求主记念；朝前看的话，仍旧是失败的。如同组织灾区事工联席会的“香柏”领导力机构，所看见的“筑山上之城”的异象；既是对这一转型的属灵的描述，其实也是对当前困境与挑战的自白。

基督徒的NGO元年

城市教会从人数上来讲，远不如乡村教会。但她们所处的社会地位、资讯与资源，及各方面的介入能力，包括在神学立场和属灵观上受基要主义与分离主义的影响较小，而受归正信仰、基督徒的文化使命观、及洛桑会议对基督徒社会参与的立场的影响较大。当她们成为灾区参与的主体时，就发生了一个新的变化，即机构的出现。在乡村教会阶段，不太可能有机构产生。教会承担了有限的社会事工，甚至也从事营利性事工。基督徒机构（NGO）的出现，则是教会社会化的结果。2008年5-8月，笔者在“彩虹重建”平台服侍时，与另一位弟兄轮流撰写每日的灾区事工简报与分析，看见有人说2008年是中国的NGO元年。因为有超过100万的民间志愿者和10万解放军官兵一起到达四川，这是改革30年最了不起的一个成就。而在民间力量的自我动员与参与中，家庭教会又扮演了一个显著角色。当时笔者感恩地写下，“2008年将成为中国基督徒的NGO元年”。

第一阶段的志愿者，很多是受教会差派。随后有了机构的可能性。尽管注册很难，但9月之后留下来的团队，基本上都发展、整合为了各种正式或非正式机构。或者注册为公司，按营利性的身份，运作非营利的事工。到2009年初，已很少再有新增的教会差派的志愿者团队。以成都本地教会为例，仍以教会为主体、参与较固定灾区事工的，已是少数。“基督徒爱心行动”、基督徒救助协会、“香柏领导力”、圣爱基金会、“生命力”、“迦南美地”、“帐篷之家”、“牧者心理咨询”等大约十余个机构化的组织，及许多非正式的团队，形成了灾区事工的主要格局。基督徒志愿者不再被整合在教会中，而被整合在机构里。尤其在2009年3月，“香柏”与“圣爱”完成合并，成为跨教会、跨机构同工的一个象征性事件。

在新兴的城市教会，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专业人士和中产阶级悔改信主后，他们有着社会参与的强烈意愿，也很容易接受文化使命的眼光。但危机也在这里，因为最热心社会参与的基督徒，恰恰是最缺乏教会生活与委身、顺服之操练的那部分基督徒。也正是新兴的城市教会最缺乏能力与经验去牧养、教导的一群肢体。一位弟兄对此有很好的分享，他说，“我们开会都不知道怎么开，虽然知识分子一天到晚讲自由、民主，尊重人，结果到教会之后，都吵吵闹闹的。我们特别需要教会生活的操练，和教会治理的建造，在彼此的关系里学习顺服上帝的道。不然开起会来还是一群小共产党员”。

目前，机构与教会的关系、国度化与教会观的平衡，对家庭教会来说是新的课题。第一，机构的社会化和公开化程度，高于家庭教会。加上灾区事工的流动性和灾区同工的混合性，给在机构服侍的信徒接受牧养和参加教会生活，造成了困难。虽然机构的领袖往往来自教会的传道人，但当传道人担任行政职务后，都面临着同工牧养的难题。第二，机构领袖群体的组成，往往来自社会中上层的信徒，教会的背景较弱，甚至可能有一些没有委身教会或缺乏教会观的信徒参与机构服侍。机构和家庭教会的关系也尚未成型。

但机构对区事工的长期果效显然有着决定性影响。第一，灾区事工需要机构，成为福音对生命的改变能渗透和祝福社会的管道。机构需要经过教会生活操练的信徒和在机构专业性上的帮助。第二，教会要以奉献支持机构，而不是由传道人举办社会事工。使教会及其同工清楚自己圣言托付者的职分，免于更深的试探。也使社会事工与宣教事工有更清晰的区分与搭配。第三，在家庭教会的公开性与社会化进程尚且艰难的时候，避免处于社会中上层的基督徒在机构发展上，走上与“教会国度化”的异象和教会建造目标相冲突的道路。

圣殿与真道的根基

笔者的担忧与负担，开始落在城市教会的建造与牧养上。因为灾区事工的规模，对家庭教会尤其对四川本地教会而言，呈现出一个落差。就是城市教会的建造速度和在生命在真道上扎根的速度，低于或慢于教会社会参与的速度。这种局面若持续，意味着教会将在未来面临严重的世俗化危机。

地震后的第一阶段，本地教会的同工会基本上不是同工会，而是“抗震救灾指挥部”。在肢体特别需要牧养关怀之时，正是教会的牧养关怀能力大幅下降之时。参与灾区事工，和开放接待其他教会，既给本地教会敞开了大门，也对教会的牧养、治理和教导，带来了挑战与混乱。这也是机构逐渐替代教会，成为灾区事工主体的原因之一。我们可能在将来获得更大的公共空间来表达、传递和见证信仰，这不只是社会政治层面上的结果，很大程度上也是教会建造、从圣殿到城墙的建造所需要的。主必按祂的心意预备和带来这种变化。仅两三年前，大部分城市教会的聚会还非常保守，慕道友通常是不往主日崇拜中带的。受洗之后，成了“自己人”，才允许参加主日崇拜。这是传统秘密社团的模式。而非教会的模式。但一年来的灾区重建，推动本地教会在这方面的改变非常明显。

怎能不感谢神呢，因为灾难的冲击太大了，所以灾难反而帮了我们。随着教会公开化的突破，随着政教关系转型的可能，也随着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上的持续参与，以及在文化、社会、慈善、人权和公共领域做光做盐、见证基督的空间越来越大。真正的问题开始最集中地，落在了城市教会和灾区教会的建造上。若不能帮助健康、成熟的教会建造，一切参与都非祝福，而是试探。我们理所当然要关怀社会，以真理之光来治理这地，以恩惠福音的传讲来医治这地。但对中国教会来说，文化使命的关键并不在参与本身，而在教会建造上。其实灾区事工的一切难题都与教会的根基有关。中国的基督徒忍耐等候了几十年，只要有点社会参与的空间，自然会跑得很快。所以至少一代人以内，我们都不用担心跑得慢，我们要处理的问题一定都是跑得快带来的。

这样的看见，也是笔者在2008年寻求并最终领受神全职呼召的历程。社会参与的议题，实质就是教会建造的议题。接下来的灾区事工，笔者以为，除了机构的成熟及与教会的关系成型外，最大的难题仍然是家庭教会本身的三个问题。

第一，是建造认信的教会。在地下化的时代，家庭教会普遍轻视信经、信条和大公教会及改教运动的真理传承。但当跨教会的事工和一个“亚社会”的成形，成为神对我们的托付时，面对异端和偏差的分布，及政治制度环境的压力，家庭教会的公开化和社会化历程，就是一个信仰告白的历程。如在灾区事工的跨教会搭配中，一个常见的考察信仰根基的方式，就是拿出歌本来，我会唱的诗歌，你会不会唱？会唱“同一首歌”的，就是弟兄。但这样的同工，往往无法持久。真道的根基有差异，所见的异象就有差别，属灵观念带出不同的事奉模式，最终无法合一。因为合一不是从诗歌开始的，一定是从真理开始的。信仰告白的运动，就是在真理上合一的运动。合一不是不提我们的差别，恰恰是首先要知道我们的差别在哪里。缺乏这个真理建造的运动，灾区事工就无法在属灵上更深地持续，并成为对教会成长的祝福。这一年，在广大的灾区已建立了许多的教会、团契和聚会点。但教会在属灵上的混乱和真理上的不成熟，也复制在了灾区教会中。因此目前最迫切的，不是短期的宣教事工，而是信仰的归正和本地教会领袖的栽培。

第二，据笔者了解，本地教会有全职牧者的比例，可能不到30%。求神在城市教会中动工，呼召祂更多的仆人。未来的中国社会，要有更多的基督徒律师、商人、作家，职员，但最重要、最缺乏的，仍然是城市教会的牧者。当四川本地教会参与灾区重建之后，这成为一切事工的瓶颈。在灾区，最缺的不是钱，而是人。最缺的人，不是基督徒，而是有教会生活的基督徒。在委身教会的基督徒里，最缺的，也不是灾区志愿者，而是全职的传道人。对城市教会如此，对灾区教会更是如此。在某个意义上，没有职分，就没有教会。从职分的缺乏上说，城市教会的光景，依然荒凉，等着我们去流泪流汗。

第三，是教会的治理。这一年的灾区事工，从金钱角度说，可能是中国家庭教会有史以来最有钱的一年。少数的团队在奉献的使用上出现问题，更多的团队是金钱没出问题，但关系出了问题，带来同工间的猜忌、论断，和不信任。这在本质上仍然是教会建造的议题。财务的管理、金钱的使用，成熟的制度，交账的负担，这一切的缺乏与试探，都是教会在真理和职分上缺乏后，所带来的第三重治理的缺乏。

然而感谢主，因为“冬天已往、雨水止住”。这一年，主叫我们倍受激励，也看见社会参与的危机，正是教会建造的挑战。主的心意，必要透过基督徒在灾区重建中的见证，在新的世代赐给中国教会王后的位份，坚固的城墙，和复兴的祝福。

2009-3-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