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是上帝的一个梦:《科学的灵魂》

王怡

最近的《时代》周刊,一篇纪念文章说,对爱因斯坦而言,不是神迹,而是“神迹的缺乏”,是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证据。读完这本被牛津大学生物学教授戴维夏敦称为“我们这个所谓科学时代最重要的书之一”的科学史著作,我才大致理解了这句对爱因斯坦的评论,放在“500 年来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中,到底是什么意思。

第一作者兰西·佩尔斯,不但是科学史专家,也是一位对神学颇有造诣的基督徒。她以三种基督教化的世界观,即被阿奎那所吸纳的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被经院哲学化的新柏拉图主义的世界观,以及笛卡尔式的机械世界观,来诠释科学与信仰的互动。她的重点不是说科学家们发现了什么,而是以科学家的日记、手稿,来讨论他们的动机和精神世界。为什么伽利略要拿着十磅重和一磅重的两个球,爬上比萨斜塔,然后把它们扔下去。对我而言就是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从夏商周到元明清,从来没有一个中国人冒出过这种念头呢?

其实著名的李约瑟难题,已回答过这个问题。为什么中国人的聪明没有导致现代科学,李约瑟说,“他们没有信心接受自然定律的密码可以被解开,因为他们不能确定一位比人类更智慧的上帝是否设立了这些密码”。

原来在科学与宗教水火不容的历史神话下,一个被遮蔽的事实,就是 500 年来的科学史,同样是一个“以信求知”的历史。用怀特海的话说,“对科学可能发展的信心”,一定先于科学理论的发展。对上帝的信仰及其宇宙观,正是近代以来“科学的灵魂”。但就如本书开篇描述的,一个拥有硕士学位的美国女基督徒惊呼道,“牛顿是一个基督徒?学校从来没有这样教过我”。更何况我们这些中国的人文知识分子呢?

圣经的世界观为早期的欧洲科学家们,带来了先于一切科学假设的五重信心。第一是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在一个唯物主义泛滥的时代,这一点好像很平淡。然而至少在佛教、印度教和道家的世界观中,一个亦真亦幻的世界,是对万物及其价值的一种低估,大自然无法成为一个可被阐释的真实领域。而在各种民间宗教中,万物又被高估了。大自然被泛神化,这正是圣经极力反对的偶像崇拜。一个形象的例子是,在西罗马帝国灭亡后的蛮族时期,传教士曾提着一柄斧头,走进日耳曼人的森林,砍倒了他们膜拜的树神。很显然,只有当一棵树不再是膜拜对象时,它才可能是研究的对象。

从人类文明史看,科学的敌人恰恰不是一神论,而是各种偶像崇拜。而在基督教的创造论中,上帝,就是为一切受造物的真实性背书的那一位。造物主的真实性,给了受造物一个真实而恰当的位置。我们是上帝的创造,而不是上帝的一个梦,用中国文化的意象说,我们不是庄子梦中的蝴蝶,也不是蝴蝶梦中的庄子。这是除了有哲学之外,这世上还可能有科学的第一个预设。

第二是物质世界的价值。上帝的创造不但保障了真实性,也带来了目的和意义。《创世记》中对上帝创造万物的记载,不断重复一句话,“神看着是好的”。而古希腊哲学,以及东方的印度和中国哲学,都是一种非创造论的哲学,这种古典哲学的特点是二元主义的世界观。但除非有一位造物主,否则主体与客体一定是分离的,短暂的和永恒的也一定分离。精神被视为高贵和有价值的,肉体和物质的世界则被藐视。对物质世界的热爱至少是愚昧的。在这种二元主义的世界中,就算来了一个科学家,也差不多等于厨娘和泥水匠的同义词。除了哲学思考,一切都没有意义。

第三个随之而来的,是探求科学的动机与使命。作者引用一位英国科学哲学家的说,“在希伯来和基督信仰传统中,从来没有物质邪恶或看破红尘的思想。物质的意义是被用来荣神益人”。尤其是新教改革,将“上帝的呼召”扩展到一切正当的职业,加尔文说,“我们需要技能和劳动,去认识天体的运作,它们在天空中的本位,和衡量它们的间距,在意它们的特性”。这使科学研究被视为敬拜和事奉上帝的神圣职业,成为基督徒“文化使命”的一部分。同时,如培根所说,人们透过对自然规律的认识在历史中的积累,可以缓解人因堕落而受到的痛苦,部分恢复“治理万物”的使命。如此信心,也不可能在任何轮回的或宿命论的世界观中被建立起来。

1654 年,当一位清教徒牧师移居北美时,他写道,“研究大自然和一切神的工作,乃是上帝所厘定的责任”。天文学家开普勒,则在一百多年前的科学记录中写下他的祷告,“创造主和上帝,我以你手所造的为乐,看啊,我已完成你托付我的使命,我在这使命中已用尽了你借给我灵魂的才干”。

第四是对上帝设计的信心。即世界有完美的规律,并能被精确地表达。这是亚里士多德世界观的一个核心。从开普勒到笛卡尔,从牛顿到爱因斯坦,他们的一切研究都出于对此的深信不疑。有人说,开普勒的一生,“是对数学的精确性的委身”。因为在他之前人们都相信天体运行的圆形轨道。但开普勒的观察数据却与圆形轨道的计算结果有八分钟的差异。他花了多少年时间去研究这一差异,最终以椭圆轨道的假设颠覆了二千年之久的圆形轨道理论。这种对大自然精确性的信心,是古希腊和古罗马世界没有的。开普勒在他的笔记中以感恩的心写下,这八分钟的差异是“上帝的礼物”。

历史学家 Collingwood 指出,“数学在自然科学上的表达,乃是出于对基督教全能创造主的信念”。就如笛卡儿说,一个国王颁布法令管理它的国度,上帝也设立定律管理这个宇宙。后者就是数学家要寻找的东西。有一种误解,以为科学精神就是实证主义精神,甚至科学就是理性对神秘主义的克服。这极大地忽略了科学与信仰及形而上学的关系。哥白尼提出日心说时,几乎与当时人们一切的观感和实验证据都相反。他唯一的底气,就是数学上的精确和精简原则。对当时的人们来说,一个以太阳为中心的天体理论,与日常经验背道而驰,但在数学上却是更完美和更简洁的。哥白尼的革命性挑战,就是宇宙的基本结构究竟是不是数学化的?人们是否可以数学的推演和精简原则,来取舍我们对世界的解释?人们是否必须离开不可靠的观感,“而转向数学作为不可动摇的知识”?

在基督教文明以外,很难想象这种“以信求知”的传统。对此伽利略有一句名言,说上帝以数学的语言写下大自然这本书。一个有趣的悖论是,我们今天称之为“科学的”,对当时的人们而言却往往是“神秘的”。哥白尼的理论在当时就被视为一种神秘主义的解释,并得到宗教神秘派的支持。甚至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在当时引起的一种主要批评,来自笛卡尔的信徒们。他们说,这根本就是反理性的,是向着古老的神秘吸力的倒退。

爱因斯坦也曾说过,科学最不可思议的地方,就是逻辑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一致性。如果一切都出于偶然,世界为什么必须是逻辑的。宇宙的运作,凭什么要与人以内在理性所推导的结果一致?科学是这种一致性的结果,科学家是揭示这种一致性的人。但科学本身无法解释这种一致性,科学反而建立在对这种一致性的信心与委身之上。如开普勒说,“上帝以他启示的几何来创造世界”,对他和几乎所有近代科学的巨人而言,全能的创造主,是数学知识的可靠性的唯一保障。宇宙是可理解的,这是因为“大自然的秩序和人的理性,都来自同一位道(Logos)”。

最后一重的信心所及,是上帝的主权和旨意。如果说亚里士多德世界中的上帝,是一位完美的逻辑学家。新柏拉图主义的上帝,就是一位完美的炼金术家。笛卡尔世界中的上帝呢,则是一位完美的钟表匠。佩尔斯以这三种神观的演变和互动,分别对生物学、数学、物理学及量子力学、基因工程的发展历程,作出了世界观层面上令人不忍释卷的描述。

1277 年,巴黎主教将几种根据亚里士多德的系统得出的结论判为异端。这可被视为基督教世界观范式转变的一次事件。包括上帝不能容许圆形轨道以外的天体运作,上帝不能创造一个真空,上帝不能违背人的理性所发现的宇宙定律,以及上帝不能造出一块自己举不起来的石头等。阿奎那之后的基督教神学,有些过分地希腊化,亚里士多德的地位实在高过了保罗。于是上帝在万物中的临在被强调过头,就排斥了上帝的超越性。似乎人的理性可以发现上帝心中最终极的心意。既然亚里士多德已发现了上帝的逻辑和密码,“所以宇宙不能、也不准在人所发现的理性系统之外运作,连上帝本人也不能”。

很显然,在这种理念下,伽利略也不可能拿着那两个球跑上比萨斜塔。1277年之后,上帝的自由意志被更多地敬畏,人们认为自然规律不是“内在”于万物,而是上帝“外加”于万物的。另一个圣经真理被高举起来,就是上帝随己意创造万有。到了新教改革,上帝至高的主权和他白白的恩典,就成为改革宗信仰的两大根基。人不能单单凭逻辑就知道上帝的心意。人还要去观察上帝的作为。如牛顿所说,“这世界并非一定是必然的,因此它必定来自一个更高意志的自由决定”。一切被造物中“没有一丝逻辑必然性的影子”,所以“我们只能从观察和实验中去寻求真理”。

牛顿的世界是这三种世界观的一种平衡,尽管启蒙时代的作家和哲学家如伏尔泰、康德和霍布斯等人,非把要把牛顿打扮成一个机械的和唯物的世界观的劳模。但作者指出,牛顿的物理学其实受到新柏拉图主义很大的影响,强调万物中的主动原则,但他却反对柏拉图主义的泛神论倾向。他也反对亚里士多德的那个逻辑自洽的世界,和笛卡尔式的机械世界。因为后两个世界都是向着它们的造物主封闭的。他以那个著名的光谱实验,来反对笛卡尔的机械论。又以万有引力作为护教的工具。对牛顿来说,宇宙是一个生物,绝不是一部机器。他解释万有引力对物体的意义,“就像生物依靠内在的生命力呼吸一样,万物依靠上帝的临在而运作”。

到此可以说,科学史上一种最重要的张力形成了。一是形而上的确定性,一是形而下的实验精神。永恒的超越和永恒的临在,以一种整全的方式被连接起来。经验世界的规律和意义,也在信心的光照之下被肯定和发掘。于是科学既是理性主义的,也是经验主义的。什么时候科学偏向某一侧,就变成了以科学替代宗教、以自然反对启示的科学主义。

我这才了解,为什么对爱因斯坦来说,“神迹的缺乏”是上帝掌管这个世界的证据。他以光速的绝对性,取代了牛顿的时空的绝对性,但他同样以一个永恒不变的理念,构建出一个物理世界。这个世界是更接近于亚里士多德和笛卡尔的,而受柏拉图主义的影响很小。爱因斯坦也认为,“上帝不能采用任何一种与现存的科学定律不一样的机制来整理世界”。因此爱因斯坦其实是牛顿世界的最后一位科学伟人。直到量子力学出现,人们发现在原子的层面上,无法得到一个完美和确定的结构。科学主义的信条就面临崩溃了,于是新柏拉图主义和正统基督信仰的世界观,就是在一位智慧的设计者手中,一种“万事相互效力”的非永恒和非封闭的世界观,在许多当代科学家那里开始复兴。

这本书的最后几章,生动地描述了这种崩溃与复兴的场景。不相信基督教的哲学家罗素,沮丧地宣称,“如果个别的原子是没有规律的,为何在大量的原子堆里就会有规律呢?或然率的理论无论在逻辑上和数学上都不能说服我。我不相信任何炼金术,可以从大量和个别的混乱中产生出整体的规律”。换言之,一旦不相信一位造物主的“炼金术”,就连科学本身也不值得信赖。

作家萧伯纳也曾如此叹息,“牛顿的世界是一个理性决定的世界,每一事物都可被计算出来,每件事的发生都基于它的必然性(其实这不是牛顿本人的,而是被启蒙作家们歪曲了的牛顿世界)。这曾经是我的信条。我因此藐视和讥笑一切天主教徒和新教徒。——现在这信念还剩下什么,电子的轨道不跟随任何规律,它任意而行,看起来随意选择一个途径而抛弃其他的。一个可被计算的世界成了不可预算的了”。

到此为止,《审判达尔文》一书的作者詹腓力评论说,这本书终于告诉读者,在科学史上“无神论与科学的结盟并非一种常态,而基督信仰曾经是,也继续是科学研究的重要资源”。为中文版作序的科学史家刘孝廷先生也认为,尽管你不一定同意本书的结论。但“过去的一边倒至少也是不恰当的”。他说,书中对二十世纪科学与信仰关系的分析,“不免使国内的许多科学史工作者汗颜”。倘真如此的话,我们这些还活在中学教科书里面的人,能不拿起来读么。

2007-6-8

——摘自 灵魂深处闹自由:《与神亲嘴》之二

《科学的灵魂——500 年科学与信仰、哲学的互动史(插图珍藏本)》,(美)兰西·佩尔斯 著,潘柏滔 译。江西人民出版社 2006 年 12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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