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这些要素，鲍勃·迪伦的民谣，马丁·斯科塞斯的电影，艾伦·金斯堡的诗歌，或站在林肯纪念堂前的马丁·路德·金。只要你心怀一样，这电影就足够令人唏嘘了。
影片收录了许多珍贵镜头。1963 年 8 月 27 日，金牧师发表演说《我有一个梦想》，22 岁的迪伦就站在他旁边不远。演讲结束后，迪伦用他的口琴和木吉他向 20 万人唱出了这个梦想的民谣版。记得陈水扁曾在博客上抄录过迪伦的歌词《答案在风中飘》，到了 2006 年反对派围坐“总统府”时，人们也在广场唱起了这首歌：
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作一个人？
一只白鸽要飞过多少海洋才能安息在沙滩上？
一颗子弹要飞行多少次才能被永远禁止？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
一个人要仰望多少次才能看见天空？
一个人要长多少耳朵才能听见人们痛哭？
要死多少人他才知道已有太多的人死去？
我的朋友，答案就在风中飘。
民主的意思，就是台上台下又迎来同一首歌。不会有人质疑迪伦这首歌在普世民权运动中的“神圣”地位。就像平克·弗洛伊德的《墙》之于东德的瓦解，或捷克的“蛙人乐队”之于“七七宪章运动”一样。2005 年的夏天，在斯洛文尼亚首都附近的一个黄昏，我和来自不同国家的 7 位作家，去参加当地一个图书馆活动。一位东欧作家在归途的车上唱起歌来，我实在插不进去。十几分钟后，我们终于找到了所有人都会唱的那一首，甚至可能是唯一的一首。回想这半个世纪，除了鲍勃的《答案在风中飘》，有神论或无神论的、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知识分子们，还会有什么共同的旋律呢？
1997 年以来，几乎每年迪伦都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金斯堡在影片采访中称赞这位摇滚诗人的歌词，尖锐和简约得“就像圣经中的箴言书”。金斯堡说，1964年他从印度回到纽约，一位诗人给他放迪伦的《暴雨将至》。金斯堡听完后掩面哭泣，他说，一个“在路上”的颓废时代结束了，年轻一代看见了亮光和生命的激情。金斯堡还讲述他第一次与迪伦和披头士乐队见面的情形，列侬问他为什么不和迪伦坐得更紧一点。金斯堡则问列侬是否读过威廉·布莱克的诗。列侬说，谁啊，我从没听说过。他的妻子洋子插话说，约翰，不要说谎。于是他们倒在一起笑个不停。这一幕很是令人牵挂中国的 80 年代，诗歌、音乐、启蒙与社会运动的关系。金斯堡发觉，这些年轻人尽管已处在大众话语权力的顶峰，成为万人膜拜的文化英雄——半个地球的年轻人，甚至包括毛家湾里的林立果，都跟在他们后面歌唱一个暧昧的理想，但他们仍然对内心信念极不确信，他们就像孩子一样，只是在前面率真而不负责地奔跑。
也许每一个时代，每一场运动，当你闯入世界的中心，都会发现人们的高歌猛进，原来总是被某种没有确据的激情所左右。二战之后，或者信仰，或者荒凉，或者背叛。但那些敏感的人们，至少不会再傻乎乎地相信让·雅克·卢梭的话了，“让我们记下一条无可争议的真理，天性的第一推动力总是正确的”。
我爱迪伦的缘故之一，是他少年成名，却有能力摆脱一个激进的社会对于他生命激情的命名。迪伦是一个迷人的悖论。他是一个歌手，却先后两次被赋予音乐之外的巨大声誉。一次是政治，一次是文学。《答案在风中飘》和《暴雨将至》等作品，使他迅速成为民权运动的音乐代言人。一位电视主持人在访谈中对观众说，“他被称为这个时代会唱歌的良心，道德的见证人，和民权的布道家。无论他是否愿意，都只能被动地坐在这里倾听这些头衔，无论他表现得兴奋不已还是漠不关心，都必将显得尴尬”。
24 岁的迪伦一直与 60 年代的民权运动若即若离。他被舆论普遍视为左翼的抗议歌手。但当记者问，《暴雨将至》是否影射了古巴核弹危机。迪伦回答，大雨就是很大的雨，不是原子弹。人们期盼迪伦成为民权运动一面飘扬在风中的旗帜，公民紧急自由联盟为他颁发了自由奖，迪伦却在答谢中冷言冷语，“我不是任何一代人的宴会司仪”。他说，我花了很多时间才让自己变得年轻，你们不要来绑架我。1964 年 9 月，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22 岁的哲学系学生马里奥，在校内发起“言论自由运动”。伯克利从此成为民权运动的重镇。马丁·斯科塞斯在收录了马里奥的一段演讲和被警察拘捕的镜头。我手里有另一部纪录片《60 年代的伯克利》，更详尽地描述了伯克利的言论自由运动。里面也有较完整的马里奥演讲片段。迪伦的朋友金斯堡，他的前女友、著名的民权运动歌手琼·贝兹都积极投身于这场运动。但当记者问迪伦是否参加当晚的反越战游行时，他仍然冷冷地说，我今晚很忙。
到 1965 年的新港民谣节上，迪伦的新专辑《像一块滚石》，完成了民谣向电声摇滚的转型。几十年后这首歌被《滚石》杂志评为 500 年来最佳歌曲的第一名。然而当时，迪伦不仅在政治上被视为一个掉头而去的懦夫，也在音乐上被视为民谣的叛徒。他很尊敬的民谣之父皮特·西格甚至想用斧头砍断他的麦克风。几年后，迪伦以一场车祸的代价，开始远离了一个喧嚣的时代。
唱还是不唱，这是个哈姆雷特式的问题。人为什么要歌唱。无论迪伦如何否定，再回首，的确没有第二个人像他那样准确传递了一个时代的精神。一位当年的黑人歌迷在影片中说，当我听到“一个人要走多少路才能被称作一个人”？我感动得不能自已，心想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怎能写出这样的歌，因为这就是我父亲的整整一辈子啊。但迪伦心中却显然另有激情的方向，他极其反感“抗议歌手”这一称号，他的情感被他的时代熏染，但他的叹息却高过了一场具体的社会政治运动。这样一种孤芳自赏，使迪伦不愿被任何一个时间以内的身份所约束，以至长期以来他都刻意隐瞒着犹太人的身份。也许他不愿有人在任何意义上将他的作品与一场屠杀联系起来。迪伦仇恨这样的联系，仇恨一个位格者之间的历史空间。想来这也是约翰·列侬不愿承认他读过威廉·布莱克的原因。
20 世纪 60 年代，旧世界破烂不堪，新世界成了烂尾楼。中西方的年轻人都以不同方式参与了对整个社会的叛乱。叛逆不是对一种文化的叛逆，是对文化本身的叛逆。尽管你顶到天仍然只是一个文化偶像。但这些战后一代的翘楚，他们却盼望在人类文化的上空踽踽行走，成为一种界于人与神之间的受造物。文化的偶像，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一种伪装的天使崇拜。甚至像刘德华一样，模仿着天使的也不嫁也不娶。偶像崇拜是一种隐秘的盼望，信仰的原则是，“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偶像的原则是，“不拜你所看见的受造物，就不能拜没有看见的神”。
我爱迪伦的另一个缘故，是当他摆脱了一个社会化的偶像陷阱，与他的歌迷成为仇敌之后。经过一场车祸，那个超文化的偶像陷阱也渐渐来到了尽头。1979年，迪伦回归基督教信仰，称自己是重生的基督徒。他再次抛弃了所剩无几的跟随者，从边缘一直走向边缘。这一年他出版了专辑《慢火车开来》，描述自己的信主历程。有人说，“这张专辑之前的他，是被世界青年所敬仰的诗人和英雄，此后就是一个被世界遗忘的糟老头了”。之后他发行了另一张专辑《拯救》，和前张一样充满圣经的话语。迪伦的信仰彻底背叛了一个在摇滚中颤栗的世界。面对惨淡的发行量，评论家讥讽说，“撒旦会照顾他的票房的”。另一位歌手告诫他，“当你发现唱片卖不动的时候，就会成为一个无神论者”。
迪伦似乎看见了他后半生的荒凉，他以一首《我相信你》，作为对这个不信的世界的回应：
如果我的爱是真的，他们问我感受如何
如果我的爱是真的，他们问我从何而有
但是他们看着我一直皱着眉头
他们打算把我赶出这个城市
他们不愿看见我在附近出没
因为我的神，我相信你
摇滚乐，看上去是离信仰最远的一种人间渴望，摇滚歌手也像是一些带着墨镜的假天使。甚至足以成为无数歌迷们心中的“上帝”。但是奇妙的，人类短暂的摇滚史上，回归基督信仰的叛逆青年也不只有迪伦一个。当初“猫王”埃尔维斯也和他一样，一度成了半个福音歌手。猫王的妻子回忆说，埃尔维斯心里一直有传道的呼召。“他走上摇滚的舞台，是为了逃避内心的呼唤。因为违背了那个呼唤，他的灵魂一生都痛苦不堪”。当迪伦在 80 年代光华老去之后，摇滚史上最伟大的 U2 乐队，无论在信仰还是在与人权运动的呼应上，似乎都成了迪伦的接班人。1987 年，他们为波兰团结工会创作的专辑《约书亚树》，以基督信仰看待当时的社会冲突，成为摇滚史上足以排进前十位的经典之一。2000 年，他们的新作《美丽的一天》，描述了基督再来这个世界的景象，这首充满信、望、爱的歌曲，为年过四旬的小子们再次赢得了格莱美奖：
你在路上但你抓不住一个目的
你在她的幻想中陷入泥潭和迷局
你爱这个城市即使她不是真的
你是曾经的一切但一切都在你之上
这是美丽的日子，天空坠落
但你觉得这是一个美丽的日子
这是美丽的日子
千万别让它离开我们
和迪伦一样，U2 的主唱 Bono 也堪称一位先知式的诗人。或许多少受他们的影响，汉语摇滚世界里的郑钧和陶喆，也成了在流行文化里颇显“异类”的基督徒歌手。当嬉皮士文化与政治风潮过去后，迪伦出版了他的歌词集。人们再次发现了他的诗歌天才，说他是那个时代最杰出的诗人。金斯堡年复一年的唠叨，说诺贝尔文学奖不应歧视一个最伟大的歌手。2006 年，迪伦又出版了他的回忆录第一卷《像一块滚石》。这个人知道自己的天才和舞台在哪里。他挑旺了一个时代，然后独自回家。当他渴望歌唱自己的信仰时，他遭到了多数呐喊者的唾弃。和 Bono一样，迪伦也没有参加任何一间教会，他们以上帝赐给他们的嗓子，在教会以外向着世界喊话。有时候亢奋，有时候颓废。仿佛另外一种“文化基督徒”。是啊，基督是完美的，可没有一间教会是完美的；就算有，一位牧师说，你去了就没有了。
上帝给了一些人很特别的麦克风，无论是艺人还是知识分子。独自上路，是我们盼望的开始。但没有人可以独自回家。迪伦是一个关注灵魂的诗人，但一个人的灵魂不能离开地上其他的灵魂，独自在上帝面前赢得一个席位。因为基督若是救赎的盼望，一切他所爱的人都在他里面。被救赎的人就脱不了彼此的关系。人若不委身于彼此的关系，也不可能委身于与救赎主的关系。这也是一个位格的议题。基督说，“因为无论在哪里，有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那里就有我在他们中间”。如果面对的是单一位格的上帝，我们或许可以独自面对他，甚至从此不向其他人看上哪怕一眼。然而三位一体的上帝，所带来的人与神关系的恢复，一定是一个爱的团契。每个人可以独自面向上帝，恰恰是因为他在这一团契当中。就像一根电话线，可以同时处理几万对各自独立的信息。但没有一个对话可以离开这根线而被传递。一种不“与圣徒同国”的信仰，不再是信仰，而仍然是偶像。为什么文化偶像们的信仰，差不多都是薇依式的个体神秘主义。因为薇依式的信仰，原本仍是一个文化的偶像。艾略特称她是“近乎圣徒人格的女性”，又说，“西蒙娜·薇依也许是个已成为圣徒的人”。可能有人看这是褒扬，在我看来，这是艾略特对一种弃绝教会的个体式的盼望与优柔，保持了他英国式的审慎。从民权歌手到桂冠诗人，年过六旬的迪伦，还有继续回家的勇气吗？我们真正的盼望，不是独自在天上。而是因着与上帝的和好，回头面向大地上的弟兄。一个年代接一个年代，答案在风中飘，而风随着意思吹，不随着我们吹。对迪伦和他的时代来说，这部三个半小时的纪录片不能算长。对我们而言，有一首新歌始终要唱，有一个年代尽管遥远却触手可及。有一个迷途之家，不在任何时代之中，却在一切时代显现。
2008年4月1日
——摘自 《天堂沉默了半小时——影视中的信仰与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