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外的平安:评电影《生命签证》

王怡

大地上总有一座城,叫逃城。大地上总有个园子,叫桃花源。这是我们在苦难中的两种向往。在逃城,罪与罚被担当了。就像童年的游戏老鹰捉小鸡,我们躲在一只母鸡后面,被宽大的翅膀遮盖,直到这只母鸡被钉在十字架上。人们走出来,重新活在日头下。但在桃花源,罪与罚被遗忘了,与世隔绝既是一个理想,也是一种刑罚。人们最大化的放弃了可能性,去换取最小化的安全感。以划地为牢的勇气,把全世界抵押出去,换一个被削减的自由梦想。

领着孤儿,在中国穿越战火的真实故事,银幕上至少已改编了三部。一是 1958年的美国电影《六福客栈》。艾伟德,一个伦敦郊区的女佣,28 岁来到山西阳城传教。她在抗战中加入中国籍,护送 100 多个孤儿,跋涉千里,将他们送往西安。1949 年她去台湾,在那里继续收养孤儿。英格丽·褒曼主演了这位伟大的女性。第二部是 1994 年的台湾电影《梅珍》。内战期间,一位孤苦的村妇梅珍,家毁夫亡后,投靠了山里一间修女主持的孤儿院。1949 年,教会决定护送 20 几位孤儿离开大陆。修女摔断腿无法成行,梅珍一路护送这些孩子,颠沛数百公里,用自己的身体交换食物,打着白旗,从两党的沙场上经过。金素梅主演了这位坚忍的女性。当年在圣地亚哥电影节上,赢得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女主角等六项大奖。

《黄石的孩子》是第三部,霍格(何克)是一位英国记者,1937 年来到南京。后来成为一座孤儿院的校长,他也领着 60 几个孩子,躲避战火,穿越半个中国,到达丝绸之路上的古城,甘肃山丹。

影片有明星的架势。动人,但不够力量。平缓,但缺乏张力。差不多夹在主旋律电影与好莱坞模式之间,并小心翼翼地回避和讨好着历史的纠葛,左右都显为难。但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故事被叙述的基本模式,到底是通往逃城呢,还是通往桃花源?

霍格是虔诚的新教徒,全家都是浸信会会友。母亲是甘地的朋友,一生服膺和平主义的道路。托尔斯泰的《天国在你心中》一书,对她和孩子们有巨大影响。1914 年 7 月,英国弟兄会的亨利和德国路德宗的舒尔茨在火车上偶遇,彼此立下一个“基督徒永远不要战争”的心志,开始组建了一个推动和平主义的国际组织。霍格一家都是这个组织的积极支持者。

这些背景,浓缩在电影的第一个场景中,字幕打出“上海基督教青年会馆”。画着十字架的风筝,也在每一次葬礼上飘起。除此之外,电影并不想讨论道德勇气与坚忍的来源。霍格是英雄,是我们都做不到的一种稀有品种。霍格几乎就是那只母鸡。影片结尾,当年的孤儿,今日健在的老者,一一讲述了对何克的印象。在当年的孩子眼里,何克无疑是最完美的人。但电影以此为基点,对人性与历史的刻画,却过于肤浅和浪漫化。或者说,是过于桃花源了。

对照《辛德勒的名单》,最令人揪心的不是拯救的事实,而是犹太人送他一枚戒指,刻着“救一人即救全世界”。辛德勒却失声痛哭、为自己少救了一个人而追悔不已的那一幕。在逃城模式中,被救者静默无声,施救者撕心裂肺。因为他知道自己并不是那只母鸡。他知道求告与援手,撒种和收割,都是被救赎的一种方式。而在桃花源模式中,被救者泣不成声,施救者心如止水。一个高山仰止,一个厚德载物。在逃城模式中,施救,使获救者和拯救者成为了同一种人。在桃花源模式中,施救的行为,却使同一种人成为了两种人。

正好看到日本电影《六千人生命签证》。半个世纪以来,地上的万族都在找寻着自己的辛德勒,作为对过往苦难的一种医治。当年纳粹迫害犹太人时,共有80 几位各国的外交官,共为 25 万犹太人签发了逃离欧洲的生命签证。其中最出人意外的两位,来自彼此为仇的中日两国。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何凤山先生,不顾“影响中德邦交”的警告,为数千犹太人提供了签证。而日本驻立陶宛的代理领事杉原千亩,在 1940 年 7 月德日达成同盟之后,违背外务省的命令,赶在撤馆之前不到一个月时间,昼夜不停地签发了 6000 多份签证。

1940 年 7 月 27 日,曾任“伪满洲国”外交部副部长的杉原千亩,遭遇到一生中最惊心动魄的场面。数千逃难的犹太人,在那个早晨,聚集在这个只有一个工作人员的领事馆门口,他们实在找不到其他领使馆了。杉原经过几日的内心争战,从 8 月 1 日开始决定办理签证。他每天签发几百份,撤馆之后,在旅店里继续受理。直到上了火车,为抢时间,杉原把写好的空白签证扔出车窗,叫聚集在站台的难民们自己填写。

电影中这一幕也是辛德勒式的。火车开动,杉原掉在地上痛哭,说“为什么我不早一天作出决定”。回国后,他被外务省除名。1984 年,和辛德勒一样,85岁的杉原被以色列政府授予“国际义人”的荣誉。1991 年,日本政府向杉原家属作出了书面道歉。

何凤山和杉原千亩的故事,实在比拉贝、艾伟德和霍格的故事更令我震撼,也更令我生出指望。他们相同的作为,在侵略与自卫的两国纠葛之间,不是指向桃花源,竟是指向一座逃城的。在那里,我们有可能是同一种人吗?这被典当的世界,彼此怨恨的族类,也有可能经历出人意外的平安?

这半个世纪,以色列政府共向 2 万多名曾救助过他们的各国人士,颁发过“国际义人”的称誉。旧约里,亚伯拉罕为着所多玛、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向耶和华求情,说城里若有 50 个义人,能否不毁灭这城?若有 30 个呢,若有 10 个呢。耶和华应许了亚伯拉罕的请求。但这世界实在连一个义人都没有。真正的救赎,不是从霍格和杉原开始的,这世上若没有过一位全然圣洁公义的人子,我们在霍格和杉原身上看见的,就不是一座沉甸甸的逃城,而是一个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就不是一个流泪悔恨的施救者,而是一个被“圣化”的、雷锋附体的偶像。

每个人都可能遇见自己的 1940 年 7 月 27 日。出人意外的平安,在乎那一刻我们的心意扭转。好比一个运动员在异国的奔跑中,有勇气扔掉手里那个火炬,转身拥抱流亡的亲人,失声痛哭,说,“我分离的同胞弟兄啊”。

但我们活在旧我的惯性里,不断失丧着生命的可能性。我们就会死死护住那火炬,当作自己的命根子。

2008-04-24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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