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届归正神学论坛:圣约与基督教教育之五

—— 加尔文与基督教教育

王怡

一、教会的’公立学校“

首先,我需要澄清三点:第一,其实这四讲,我都是在讲加尔文主义或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因为我是以这样的教育观来梳理和评价历代的基督教教育。第二,因此,从旧约时代到大公教会的历史,包括以路德为代表的第一代改教家,他们的基督教教育观,与所谓加尔文主义的教育观,大部分内容都是共同的。加尔文或改革宗,并没有那么独特的基督教教育观。加尔文主要是一个继承者,或大公教会传统的集大成者,而不是一个开创者。第三,改革宗的教育观,最独特的几个地方,其实我也已经讲过了。一是对路德的国家教育传统的对照和反对,二是对浸信会将圣约子民排除在外的重洗派立场的对照和反对。三是对灵恩运动带来的忽略全日制基督教教育的对照和反对。四是对当代世俗化和自由化的福音派信仰所带来的对世俗教育和现代教育的完全或至少大部分的认同的对照和反对。

今天我不放短片了,要放一些照片。这是归正学堂学前班的开校礼拜,我的讲道是《贫民窟与皇家学校》。我们到底要办一个贫民学校或是一个贵族学校?在今天的中国,“贵族学校”听起来很诱人。但我们在三圣乡租了一个很破烂的农舍,看上去像贫民学校。而当代美国的教会学校,数量很少,也很贵,几乎就是贵族学校,只有少数的基督徒父母才愿意承担。当然,最根本的是他们缺乏“毁家兴学”的志气。在当代中国,有一个规模很大的“逃离中国”的运动。有钱的、有权的、有点能力的,都在逃离。包括教育上的逃离。甚至有些基督徒学校的目的,也是为了逃离中国。留学生的浪潮已持续了二十年,甚至“小留学生”的浪潮也持续十来年了。我当然不是反对一些基督徒父母把孩子送到国外去。上次我遇见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的女儿在美国的“圣约大学”读书,他听女儿说,在圣约大学、加尔文大学和惠顿大学,大约有200多个中国孩子,差不多是家庭教会传道人的孩子和家境较好的基督徒子弟。他们有一个团契,其中好几位学生,都在主面前立志,希望将来回国后从事“基督教教育”。所以,我不反对你出去,但我希望你回来,从事基督教教育。因为我相信上帝让一批人出去,有祂测不透的美意。但我看见中国家庭教会目前的基督教教育异象,有贵族化的倾向,并且跟整个世俗社会逃离中国的方向是一致的。而不是“为基督、为教会”,甚至在福音使命的委身上,不是“为中国”而毁家兴学。但像戴德生的名言一样,“不,不,不是为中国,是为基督”。所以归正学堂创办的时候,虽然我们强调“古典教育”,有人说这是一种精英教育,但我们必须强调这是“贫民的学校”,不让一个适龄的会友子女因贫困而失学,这才是我们的基督教教育异象。

但在《箴言》里,又好像有一个皇家学校,我们也是天父上帝的学校。天父的学校,当然是贵族学校了,我们是培养王位继承人的学校。你会发现一个公司培养员工和培养太子爷是完全不一样的。中国的皇帝培养一个官员和培养一位王子也是完全不同的。官员得先考试,才能证明你能当科员。科员当好了,才证明你能当科长。这是一条律法主义的道路,你必须先证明你有本事,然后才能继续往上走。但皇帝培养王子,可不是这样培养的。皇帝总是把他的儿子放在一个他从来没有干过的位置上,先干一干。先当一个兵部侍郎,过几年看他还不错,然后当一次副元帅。第三次,就让他挂帅了。其实每次一开始他都不能胜任,你了解我的意思吧?可他慢慢就胜任了。他不需要先证明自己,他直接成为王子,直接成为尚书,直接成为元帅,然后再培养可以证明出来的能力。这就是对王位继承人的教育。换言之,这就是恩典的教育。

所以教会学校是真正的贵族学校,它是在恩典中的教育,而不是在竞争中、千万不要输在起跑线上的教育。不是你配得那个位置,上帝才给你那个位置。而是上帝先把你放在那个位置,然后显明恩典在你的生命中的能力。这也是为什么,教育那些不领餐会友的学校,必须是地方教会圣约群体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我们难以想象在教会以外的教会学校的存在。

这是第二个学校的照片,台湾长老会办的真理大学,在淡江。这几年我去了台湾、香港、美国,参观了好些教会学校。台湾长老会的教育系统是比较特别的,因为国民党还没有来台,人家已经在了,所以他的教育系统很完整。在淡江,从教会幼儿园到教会大学,你看那间大教堂,真的很漂亮,这是我见过的、华人社会里最美丽的教会学校,它的原名叫“牛津学院”,开办于1882年。看起来,它最像皇家学校,但实际上,这所大学已相当世俗化。和我们所认同的基督教教育的异象,已风马牛不相及。

但是大学旁边的淡江中学,有一块宣教士的墓地,这是最感动我的一幕。这块墓园,正对着教学楼。这些宣教士都与这些学校有关。后来,我就跟归正学堂的老师们说,将来咱们学校有块地了,以后你们死了就埋在这里。你们要有死的心,愿意将来埋在这里,那我们就一起干。你们委身,教会也委身。你们愿意,众长老也愿意,家长们也愿意。咱们教会就与学校共存亡。

司布真牧师曾说,“真正的贵族是信靠耶和华的人”,所以教会学校就是贵族学校。教会学校也是贫民学校,因为我们不是为了少数家长的梦想而存在,而是为了基督的教会而存在。

这就是改革宗传统所带出来的,和路德宗演变的“国家公立教育”不一样的基督教教育观,那就是我们要建立“教会的公立学校”。教会有责任教导圣约子民。因此不能光靠父母来承担教育费用。国家用它的教育经费来跟你抢孩子,你总不能用比它更少的钱去教育上帝国度的子民吧。因此,我们查了成都市九年制义务教育的人头经费,大约是每人9800多块钱。教会便照这个标准,按每个学生每年1万元,拨付给归正学堂的教育基金。所以目前的学费,是家长出1万,教会出1万。这就是“教会的公立学校”的异象。如果有家庭还是不能负担这个费用,我们再透过教会慈惠基金来帮助。

二、加尔文与日内瓦大学

我们当中有一些弟兄姐妹,来自改革宗教会,也有更多弟兄姊妹不是来自改革宗教会,甚至是第一次接触到改革宗。因为我们有时会提到婴儿洗礼啦,改革宗的敬拜规范性原则,或男女侍奉的原则啦。我先在这里引用约翰·邓肯(John Duncan)的一句话,他是20世纪初苏格兰长老会的牧师,在当时强烈地反对自由派神学,这是他的信仰立场,也是我们共同的立场。他说:

“我首先是一个基督徒,接着是一位大公教会的教徒,然后是一个加尔文主义者,第四是一个婴孩洗礼论者,第五是一位长老会信徒。我不能把这个次序调转过来。”

我们在信仰上有不同的传统和认信,但你看,这是我们认信的次序,也是我们彼此看待的方式。

加尔文看教师的职分很特别,今天的大部分教会,对教会的职分是三重划分:牧师、长老和执事。此外,长老会又将牧师和长老在本质上看为同一性质的职分。但加尔文对圣职有四重的划分,根据《以弗所书》4章11节,特别单列了教师,即牧师、教师、长老和执事。他也不断在教会内重视这个教导。那他所讲的教师与牧师的区别是什么呢?他说,教师这一职分是专门设立来解释和教导上帝的话语。而牧师呢,除了解释和教导上帝的话语外,他还执行圣礼,牧养教会。而教师不拥有牧养的权柄,他不治理教会,不施洗、掰饼,也没有劝惩会友的权柄。但他在主日崇拜之外的各种场合,教导神的话语,解释神的话语。总之,他做教会内的教育工作。也可以说,在加尔文的观念里,牧师对应着“祭司”的功用(当然他同时也有“先知”的功用和“君王”的功能),而教师仅仅对应着“先知”的功能(没有“祭司”和“君王”的功能)。在今天的某些长老会里面,仍然会在牧师之外,单独地按立教师。大部分教会不再跟随他的教导,做四重职分的划分。但四重职分的分类,对于理解加尔文或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的立场和实践,是有蛮大关系的。

为什么长老会的传统非常重视教育,也擅长教育?第一个原因是“圣约”。我们之前反复强调的圣约神学,包括婴儿洗礼所表达的“恩典的教义”及“基督徒的子女是有形教会的成员”的圣约教会观。第二个原因是“圣道”。改革宗教会最看重的教会建造和教会治理之道,第一是讲台,第二是讲台,第三还是讲台。上帝的道是教会的中心,他们始终相信圣言的能力,胜过相信其他任何能力与方法。当然这并不代表他们轻视其他方面,虽然有可能其他方面的确做得不够好。但是改革宗教会的传统,从加尔文开始,建立在一个极其强烈地对圣经的信靠之上,就是相信唯独神的话语才能改变人,建立人。或唯独神的话语带来的改变才是真改变,是“洗心”,而不仅仅是“革面”。有人开玩笑说,在改革宗教会,三位一体是“圣父、圣子、圣经”。这似乎是一个讽刺。然而,我们并不是忽略圣灵的工作。恰恰相反,为什么当代教会不断地失去对圣经无谬误立场的坚持,或那么热衷于在上帝的话语之外寻求各种策略、方法和道路,甚至不惜将世俗的小学(管理学、心理学等)引进教会,不就是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圣灵的大能吗?对一些人来说,除非圣灵能够让人说方言,或使疾病得医治,否则圣灵就不存在。但对我们来说,圣灵的大能是那么清晰的、日常的充满整个教会,祂不需要总是干出一些令万人瞩目的神迹,才能征服我们的心。祂早已和一直藉着圣经的大有能力的传讲,征服了我们的心。所以我一直说,改革宗是真正的“灵恩派”,他们是不追求神迹奇事的灵恩派。这是不是更灵恩啊?这就是为什么加尔文也被称为“圣灵神学家”的原因。因为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不可能笃信圣经的权威性;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内心不可能寻着得救的确据;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不可能像马丁·路德一样站在君王和主教面前,说,这就是我的立场,一步也不能后退;除非你相信圣灵的工作,否则你也不可能坚持基督教教育,乐意把自己的子女献给“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教育”。

加尔文除了在地方教会中,设立了没有祭司功用的教师,在各种场合教导和解释圣经——这样,他实际上创立了基督教的成人教育。此外,他又创办了日内瓦大学,把教师的职分延伸到教会所兴办的普通教育的学校里去。这样,他也创立了非公立的基督教普通教育。这也是我们的立场,即教会学校的校长应该是传道人,因为基督教教育的核心是传讲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再跟路德的立场做一个比较。路德有两个方面,第一,他强调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普通教育,不是把宗教做为教育的一个附加部分,是要把宗教放置在全部教育内容和过程里,这是路德所理解的基督教教育,也是加尔文所理解的基督教教育。他们是一致的。但是,第二,他又强调国家的职能,让父母必须把孩子送到公立学校去。他在1520年的那篇讲道里,甚至说“我坚持政府有责任强迫父母,把子女送到学校受系统教育。因为统治者必须维持教会和政治的运作,使这两者为人民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的翻译,听上去有点怪怪的,虽然就是那个意思。在路德之后,墨兰顿也跟随他的立场,基本上在德意志地区普及了小学,所以墨兰顿被称为“公立教育之父”,或至少是基督教的公立教育之父。因为基督教的公立教育之父,也就是全世界的公立教育之父。

我们说了,这和路德的政教观有关系。但在加尔文那里,政教观是在圣约的框架下的。圣约神学是加尔文理解上帝与教会的关系和救赎历史的基本蓝图。这就保证了他不会像路德那样,把“两国论”分得太开。整个宇宙,就好像一个董事长,下面设了几个副总经理。其中地上的副总经理有两个,一个管枪,为了维持公义他是可以动枪的。另一个呢,管心,只能够教导别人,对方再怎么样,他也不能拿起抢来。所以他们是彼此配合,共同服侍那位主人。我称之为“政教分立”,而不是“政教分离”。像三权分立一样,“分立”是首先表明他们同属一个系统,然后表明他们有职分上的区别,不可能混淆。

这个立场,清晰地表达在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的最后一章,即第4卷的第20章《政府》,以及《威斯敏斯特信条》的第23章,《论政府官员》。下面这段,摘录自美国长老会和改革宗长老会华西区会所采纳的版本:

国家官员不可僭取讲道与施行圣礼,或执掌天国钥匙之权,亦不可丝毫干涉关乎信仰之事。然而国家官员如同保育之父一般,有责任保护我们同一个主的教会,不偏待任何一个宗派,以使众教会人员均可享受那完全的、无限制的、无条件的宗教自由,去履行他们神圣本份的各方面,不受威胁或暴力侵扰。并且,耶稣基督在祂的教会中既已规定了通常的治理和惩治,它们在按照自己的信念而自愿作某一宗派的教友权利的行使,任何国家的法律都不可加以干涉或阻碍。国家官员当保护所有人的身体和名誉,使人不致因宗教不同或不信宗教,而遭受别人侮辱、暴力、诅骂和伤害;又当制定法规,使宗教和教会的集会得以举行,不被骚扰。

按照改革宗的政教观,政府绝不能僭越权限,执掌祭司的权柄。就算它可以兴办一些世俗的、职业训练的教育,它也决不能兴办或插手有上帝的道在其中的教育,因此也不能垄断对人民的教育。政府无权凭借上帝的道来办教育,因为一旦你的教育观念,是认为教育必须包含上帝的话语,那这就是教会的属灵权柄,而不在属世的刀剑权柄的范围内。这意味着教育包含了“驯化君王”的责任,而不是被君王驯化的目标。

因此,宗教改革之后,在改革宗地区和路德宗地区,出现了两种基督教教育。一是主要在德意志地区形成了公立教育和公立学校的模式,二是在荷兰形成了非公立的、教区学校的模式。因为教育一定是关于圣道的,教育事工是在教会的权柄之下,所以校长由谁来任命,就像当年修道院的院长到底由谁来任命一样。1076年的教皇革命,反对“平信徒的授衣权”,是中世纪的转折性事件,也是整个世界历史的转折性事件。就是反对由君王或封建领主来任命主教和修道院院长。那么,同样的问题,基督教学校的校长是由教会来选立?还是由政府的教育部来任命?如果学校必须以上帝的道来教育圣约的子民,那么校长就是传道人,他必须首先是一个传道人。既然是传道人,怎么能由政府来任命或辖制呢?所以,尽管日内瓦的议会被掌握在改革宗人士手中,或者说加尔文对日内瓦政府的影响力,远远大于路德对德意志诸侯的影响力;但有意思的是,反而是路德、而不是加尔文,开创了公立学校的传统。接着,在荷兰改革宗的地区,就形成“教区学校”的模式,校长、甚至包括学校中的圣经教师,他们应当是传道人,应当在教会的属灵权柄之下被呼召、考核和监督。

下面这段话,摘自加尔文创办日内瓦大学时,亲自撰写的“校长就职书”,即校长的宣誓。我们插一段加尔文与另一间大学、即他的母校巴黎大学的关系。当年,巴黎大学的新任校长是他的朋友,也认同他的改教思想。据说,加尔文替他的朋友撰写了校长的就职演说,表达了宗教改革的信仰如何重新塑造一间基督教大学。之后他被通缉,像保罗一样连夜从窗户逃亡了。现在,基督给了加尔文一个机会,以宗教改革的信仰来创办一间全新的基督教大学。下面是校长誓言中的一段:

我所做的工作,我从那恩惠的父神那里得到了呼召,对于我所做的事要很信实地去遵循我的承诺,且严格地持守我所立的盟约。

在加尔文那里,教会学校的校长和学校里的圣经教师,是教师职分的一个延续,也是上帝赐给教会的职分的延续。所以他们必须是一个传道人。

三、日内瓦大学:古典教育与现代教育

之后,诺克斯等一大批流亡的新教徒,都曾在这里受教。日内瓦大学被称为“自使徒时代以来最好的基督教学校”。

接着,我不再将改革宗的教育观,与路德或其他宗派的传统作比较。让我们将改革宗的基督教古典教育,作为基督教教育的一个范本,与现代教育的模式,做一个基本的对照。

第一,日内瓦大学的教育理念,不是以儿童为中心,也不是一内容为中心,而是以神主权的每个领域为中心。

现代教育,是以儿童为中心的教育。从蒙台梭利啊,特别是杜威的思想之后,整个教育模式都是以儿童为中心的。但日内瓦大学代表着一种古旧而全新的基督教教育,它既继承了包括希伯来和希腊的以及中世纪的古典教育传统,又以宗教改革的“恩典教义”更新了这个传统。它是以神的主权的每个领域为中心的教育。有一位改革宗的长老(Thomas.E.Welmer)这样说,“教育的课程必须涵盖从摇篮到坟墓的每一个地方”。今天,国家的梦想或我们对国家的梦想,都是“从摇篮到坟墓”,希望国家能够眷顾每个社会成员,就像天父眷顾我们一样。这就是世俗国家的福利主义,可以称为国家的“护理”教义(Providence of Government)。因为我们对国家的期待,已经几乎变成了对天父的期待,“我们在中南海的父,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学校,如同行在政府。我们日用的饮食,今天赐给我们”。公立教育的谎言或对公立教育的期待,就是这个国家的“护理”教义的一部分。

基督教教育,才是上帝对祂的子民“从摇篮到坟墓”的护理,用一句古话说,叫“活到老、学到老”。昨天一个老传道人跟我说,他想来神学院选修一些课。我说非常好,传道人应该终生修课,甚至每个基督徒都是这样,上帝对他的教育必须是终身制的教育,“从小明白圣经”,等到工作了,甚至蒙召作牧师了,也必须年年修课,月月读书。从摇篮直到坟墓。

第二、日内瓦大学的课程设计,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涵盖全部的人文教育。

包括下列课程,“拉丁文、希腊文和法文”,然后是“数学、伦理学、道德哲学、物理学和修辞”,最后是贯穿始终的“圣经”。

除了强调古典语言外,加尔文和路德一样强调本土语言的学习。你在中国社会侍奉上帝,最重要的语言是中文,你要比儒家学堂的学生更明白中文,更通晓中国文化。我们需要在经典中学习语言,在诗词、文言的经典中学习古汉语,在基督教经典和其他经典中学习现代汉语。一些基督教学校采用全英语教学,这不是基督教古典教育,而是彻头彻尾的功利主义的现代教育,是在福音中对这个民族的残忍的抛弃。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古典语言就是古汉语。除此之外,最基础性的古典语言是希腊文和希伯来文,这是圣经的语言。其次是拉丁文,这是古代基督教经典的语言。然后是英语,这是现代最主要的基督教经典的语言。在一般情形下,在汉语的基础上把握英文,或许是目前情形下最通常的做法。

日内瓦大学开设物理学,是很超前的。因为在16世纪,物理学是刚刚兴起的、不是传统上的博雅学科,当时很多教育家都不太重视物理学。但加尔文非常重视物理学,这和加尔文对创造和上帝的普遍恩典的重视是有关的。物理学的目的是带领学生去认识和赞美上帝所创造并运行的一切,以彰显神的荣耀。这是改革宗的很强烈和整全的文化使命,特别是强调以神为中心的宇宙观的学习。

不过和路德相比,上一讲我提到,就是音乐在日内瓦大学好像不很重要。其实慈运理是一个音乐家,但他认为音乐不够属灵,不能拿来敬拜上帝。可我认为在这一点上路德也许是对的,他有一句名言,“魔鬼没有权利使用好音乐”。所以使用好音乐是圣徒的权柄。魔鬼嘛,听点摇滚乐或“中国好声音”就够了。不过改革宗并不反对音乐,虽然他们对于在崇拜中使用音乐要谨慎得多,也许他们这方面的恩赐也小一点。但加尔文也说过,“音乐是圣灵赐下的绝妙的礼物”,如果是我,我可能再加一句,“是我不太明白的礼物”,但他并不是反对音乐,加尔文也写过《诗篇》的音乐,不过大部分都不太好听,难以流传。

第三,日内瓦大学看重教师的权威和职分,而现代教育的特征是反权威的。

现代教育强调民主思想,甚至以此来瓦解学生与教师的关系。这也与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思想有关。同时,现代教育强调多元主义,所以它在本质上不是瓦解教师本人的权威,而是瓦解知识和真理的权威。所以中国的教育是很奇怪的,一方面,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似乎在知识上是过于权威主义的。但另一方面,几乎所有教师和学生都并不相信,在标准答案和“唯分数论”背后,有真理和绝对的知识可言。换言之,权威主义在中国,仅仅只是一种教化的手段,而不是出于对知识本身的确信。

我们当然反对那种外在的权威主义,或教育方式上的律法主义。但加尔文非常强调以下几点:

1,学生的本性中充满了罪。

每一个孩子的内心都充满了罪。这是教育的、人性论的起点。这一点越绝望,恩典才越真实,否则你的教育才是道德主义的。是“革面”的教育,不是“洗心”的教育。你以为他变了,其实没有变。苏校长在上次期末典礼上讲道,说自己深切地感受到这一点,因为直到学期结束,学校里还有好几个案子没有破,比如到底是谁把蚊香撒尿浇灭了,到底是谁把那个什么……这些案子都没破,可是也没有关系。几周前,一个母亲说,她的儿子回家后主动向她承认了,某个案子是他干的。这让我非常感恩,其实也没必要一定要“破案”,但你必须知道学生的本性中充满了罪。如果这不是你的人性论,他们就会把你气死,至少他们的罪性会一点点消磨掉你可怜的爱心。因为你竟然以为,不需要基督的恩典,就可以去爱。这就是可怕的道德主义教育。他们和我们一样,都是全然败坏的,这才是基督教教育的起点,恩典是从这里降临的……然后,他们也真可爱。

所以,你不能以他们为中心,因为你必须以恩典为中心,以基督为中心。

2,激励学生探索复杂的真理的同时,要告诉他们所有真理的根源是神。

我昨天讲,不要把教义变成教条,我们要培养学生有反思的精神和探索的能力。可我们最终传扬的是神的真理,不是“是而又非、非而又是”的,而是清清楚楚的。换言之,因为基督教教育是以神的话语为中心的教育,所以它所教授的知识,在学生的个人生命中的权威性一定高于所有世俗教育。因为世俗教育的最大问题,就是知识本身的权威性的丧失。上了20年学,最终不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这就是现代教育的结果。就如博雅教育的另一位推动者、布鲁姆在他著名的《美国精神的封闭》中所描述的,他说,

“当一个大学生进入大学,他会发现各种令人迷惑的科系,各种令人摸不著头脑的课程。但是,对于他到底应该学什么、怎么学,并没有正式的指导。甚至在大学中也不存在统一的意见。…因此,最简单的办法就是作出职业选择,然后为就业而学习。大量的学生这样来到大学,希望在这里改变他们的无知状态,但当他们学习得越多时,他们便更无知了”。

我从小受教育的时候,非常困扰我的一件事,就是我搞不清楚我的老师们到底搞不搞得清楚,我的老师们对自己所教的东西是不是很确信,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这样?开始我困惑,然后我怀疑,最后我非常肯定地知道他们不知道。

3,学生应当顺服从神那里得着呼召的教师的权威

所以加尔文强调教师的神圣呼召,同时强调学生应从小学习顺服从神那里蒙召的教师的权威,就像在地方教会中会友应当顺服牧师和长老一样。因为失去了这种顺服的心,实际上就不可能受教。顺服是以圣经为依据,也以圣经为界限。所以,学生被培养起来的,恰恰是对圣经本身而不是对某个人的顺服。但是,对圣经的顺服的训练,一定是透过对不同的人的顺服得以操练。

4,教师不应过分接近学生,失去了教师和学生之间当守的本分。职分的区分使学生尊重教师,也让教师更能在整体上帮助学生。

你可以说,这是加尔文的一个心理学上的观察,但跟今天流行的教育心理学截然相反。他说,教师应该亲切,不可老是板着脸,但是教师也不可太过分地接近学生。距离,不但可使学生尊重教师,也能使教师能在整体上更好的帮助学生。举例来说,当一个学生遭遇人生困境的时候,当然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哭一场,给他一些朋友般的安慰的话,这对他来说也非常重要。但加尔文的意思是,应该让其他人去扮演这个角色。当一个学生在成长的困境里,他需要一个权威,他需要在内心真正地建立知识的权威。当他陷入危机或迷茫时,最能够帮助他的,其实是在他的生命中有权威的人,也就是他非常尊敬的、有知识和道德的真权威的人。他会信赖他所尊敬的人和他们所给的意见。

在教会里,你也可以感受到这一点。你越尊敬你的牧师,在你困难的时候,牧师的建议就越能够帮助你。如果你一直在怀疑他或藐视他,听别人讲过很多关于他的闲话,那么就算他的建议是对的,却可能对你一点帮助都没有。而在你的生命中,目前又找不到另一位在关乎敬虔的真知识上值得你敬重的人,那你就很危险了。很多弟兄姊妹,有牧师,却等于没有牧师。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并没有真的去接受一个生命中的权威。我再重申,权威不是绝对的,权威必须并仅仅根基于圣经,也必须经过你的良心自由的检验。可如果在你的生命中,神的话语的权威,没有落实(或道成肉身地)在一个具体的人身上的话,在这种状态下,你有父母,等于没有父母;有老师,等于没有老师;有牧师,也等于没有牧师。因为他们只是你生活中的一个小小的建议者,而不是一个上帝透过他们向你说话的使者。

我再举一个例子。我的孩子学游泳,你知道他们是怎么教的吗?我以前只是听说,直到我的孩子学游泳,我才知道教练把他抱起来,直接就往水里扔,好吓人的!天哪,这么残酷!然后我的妻子在旁边看着,忍着,“我不说,我不拦阻”。我只是举例子,如果你是专家,你也许会说,是不是一定要扔?这是不是最好的方法?但这不重要,我的意思是说,大部分家长都会认为,在体育训练里,在艺术训练里,在士兵的训练里,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反对严格的、高强度的、有权威和纪律的教育方式,对不对?我们没有任何人会反对。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反对的话,最后培养出来的就是废物。

人们认为,我们的身体技能、艺术技能,甚至生命当中的许多方面,如果不加以严格的训练,如果不在他里面建立起一种权威的秩序,我们的身体就不会顺服我们的意志。可是,在最重要的生命成长上,人们却假设我们的孩子在情感上面,在知识上面,在属灵生命上面,会当然的、很容易的、不需要严格的训练、不需要对权威的顺服,就可以驯服我们的意志和邪情私欲。这是很错位的,意思就是说,人们假设,我们的身体是不听我们的话的,但我们的理性和情感却相当听我们的话。我们假设理性和情感有着相当的自主性,或者这种自主性具有相当的正当性和合法性。我们只是身体不合法,所以我们的身体必须经受“魔鬼教练”的训练,但我们的灵魂却是合法的,拒绝接受“圣灵教练”的训练。

任何教育在本质上都是一种宗教教育,都建立在它的“神观”上。现代教育的“神观”,就是无神论。因此它的人观,就是没有神、没有罪和没有来世的人观。那么现代教育的目的,就是培养一群奥林匹斯山上的“诸神”,让他们成为各个领域的“超人”。所以整个现代教育的诉求,就是个人的自我实现。它也有它的救赎论,这个救赎论是没有基督的,所以它的救赎论就是道德主义,所谓救赎就是自我实现。同样,它也有自己的末世论,但这是一种时间之内的末世论,比如,为建立共产主义而奋斗,或者历史终结于一个普世人权的自由体系。什么样的末世论,就带出什么样的教育方法。

我每周三的早晨,会到学堂去给孩子们讲道。我不需要政府颁发的传道证,这跟我在教会里是一样的。但美国从60年代开始,对“宪法第一修正案”即政教分立条款的理解,完全走向一个政治正确的、反基督教的自由主义方向。从60年代开始,公立学校借助第一修正案,开始把基督教信仰驱逐出校园。你不能在里面祷告,不能有宗教课程。法国更严重,你甚至不能佩戴任何显眼的十字架或其他宗教标志。

但美国起初的宪法传统和教育传统不是这样的。清教徒在新英格兰地区也有建立公立学校。我在文章里提到新英格兰地区的一部法律,叫《防止老骗子法》,老骗子就是魔鬼撒旦。马萨诸塞州在1647年制定这部法令,要求设立公立学校,里面说,那古老欺骗人的撒旦,它的主要目的就是拦阻人对圣经的认识。因此,法令规定,有50个家庭的城镇要开办一所小学,有100个家庭的城镇要开办一所中学,然后预备他们的孩子将来可以进入哈佛大学。

但是,美国的主要模式还是受荷兰的影响,就是建立非公立的教区学校。所以在美国早期,既有公立的基督教教育,也有私立的基督教教育。比如在波士顿,到1720年时,私立学校是远远超过公立学校的。甚至到美国独立战争结束时,很多乡镇根本就没有公立学校,全都是教区的和私立的。在建国的头一百年,美国的联邦政府也没有太多实际权力,但20世纪后联邦的权力越来越大。教育也是一样,政府里都有一个教育委员会,公立学校的教材要怎么写、怎么改,里面可不可以说上帝的创造,都由政府的教育委员会来开会讨论,投票通过。好在美国和德国不同,他们骨子里还是以私立教育为主,当然公立教育也占很大一部分。

接下来,我想引用长老教会的“孩童洗礼誓言”,其中也包含了基督教教育的誓言。当父母把婴儿或稍大点的孩子带到上帝和会众面前来的时候,

施洗者应向领洗孩童的父母询问以下的誓言:

(一)你们是否承认,你们的孩子需要主耶稣基督的宝血赦罪,和圣灵重生的恩典?

(二)你们是否以上帝所赐的父母权柄,代表孩子承认、领受圣约中的应许?你们是否以信心仰望主耶稣基督,正如惟独祂能救你们一样,唯独祂能救你们的孩子?

(三)你们是否毫无保留地将你们的孩子奉献给上帝,你们是否承认需要谦卑依靠上帝的,恩典,竭力在孩子面前活出敬虔的榜样,常与孩子一同祷告,且为孩子祷告;并教导这孩子认识敬虔生活的教义;并承诺你们將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蒙恩之道,尽力照着主的教训培育、劝勉他(她),带领他(她)长大成人?

这个誓言包含了竭力寻求和提供基督教教育的承诺。父母承诺,要尽他们一切的努力,并竭力使用而不是藐视上帝所赐下的蒙恩管道。他们不应该因为公立教育比较便宜,就放弃基督教教育。也不应该因为公立教育更有“前途”,而基督教教育是一条十字架的道路,就选择公立教育。不然他就违背了这个承诺。当然,如果我们已竭尽全力,也愿意毁家兴学,但在上帝所给定的历史条件下,仍无法创办基督教学校,我们还可以选择在家的基督教教育。如果条件更残酷,我们的子女必须被强制送到公立学校,至少我在良心上有平安,可以去仰赖上帝超然恩典的介入。但这样的仰赖,意味着我必须花更多的时间,付更大的代价,委身于家庭生活中的言传身教,也更多地委身于地方教会的圣约共同体,来救无神论教育的弊。一个家庭没有选择送孩子上归正学堂,这当然出于他们的良心自由。但我说,你必须知道你所选择的是一条更难的路,而不是更容易的路。这意味着你的决心,必须比那些送孩子去教会学校的家长的决心更大,因为你走的是一条更大的信心之路。你要在异教文化的路上,去仰赖上帝更多的恩典。但上帝为什么必须在你的孩子身上,施予比在其他孩子身上更大的恩典呢?除非祂定意要你的孩子承受其他孩子所不能承受的试验,好在将来藉着他的成长,施予他们那一代人更大的恩典。这就意味着你必须比那些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的家长,预备付出更大的心血,更深地放弃这个世界。他们每天晚上陪孩子两小时,你就要陪四小时。如果你预备好了,那便出于你的良心自由,我为你祷告,求上帝帮助你,也相信上帝定会帮助你。但如果你的选择是出于不信,而不是出于信。你以为他人的选择是比较难的,而我的选择是比较容易的,那你就大错特错了,你就滥用了良心的自由,你在试探你的主,你违背了在孩子受洗时立下的誓言,你轻看了那庄严的承诺。那么我说,你需要悔改。

有个弟兄,他的孩子要受洗。我告诉他,明天你要穿西装、打领带哦。他说奇怪啊,又不是我受洗。我说你才奇怪呢,明天是你宣誓,又不是你儿子宣誓,当然是你打领带,不是你儿子打领带。你儿子才一个月,随便抱来就行了,明天是你在上帝面前宣誓啊。你可能还不太明白婴儿洗礼的意义,这是他的事,也是你的事。而且首先是你的事。你承诺要竭力使用上帝设立的一切蒙恩之道,你有没有竭力使用啊?如果我尽力了,即使是在巴比伦的学校里,在尼布甲尼撒的宫中,我们也可以仰望主的恩典。但你不能说,既然在巴比伦的学校也能出但以理,就随他去了。

有一次归正学堂开筹备会,苏校长问家长们,假如教会最终办不了这样的学校怎么办?家长说,那能怎么办呢?只有把孩子重新送回公立学校了。苏校长说,不,你们不能这么想!以前你们不明白,现在明白了。就算砸锅卖铁,卖房子,母亲回家,生活水平下降一半,也要让孩子接受基督教教育。这就是基督教版本的“毁家兴学”。

有一个家庭,孩子小升初。在一次退修会上,他们表演家庭的挣扎。故事说已为孩子在归正学堂报了名,忽然摇签却摇中了七中(四、七、九,是成都最好的三所中学)。好痛苦,到底怎么选择?谁知在演过这个小品两周后,他们真的摇签,抽到了四中。活生生的诱惑摆在眼前。这边,是非基督徒花钱都进不去的教会学校,那边,是基督徒花钱都进不去的公立学校。最终,感谢主,这个家庭放弃了世俗的名校,选择了第三天从死里复活的教会学校。

教会砸锅卖铁,也要把办学校放在建教堂之上,你才能鼓励每个家庭要砸锅卖铁,不走回头路。教会就是砍掉一些开支,也得办学校。家长们也一样,你干嘛住130平米的房子,卖了,换成80平米。你为什么要开车?卖了,去乘公交车。你为了耶和华的产业,竭尽全力去寻求合乎神心意的教育了吗?当你因信这样做了,你也会因信而安心。即使最终还是上了公立学校,你知道基督有恩典,你没有试探祂,你也没有违背你在救主面前的诺言。

四、加尔文的遗产:基督教教育宣言

在20世纪,美国的一家改革宗长老会,效法当年的日内瓦大学,建立了“日内瓦大学”(或译日内瓦学院)。他们的《教育原则宣言》,集中阐释了改革宗教会的基督教教育观。我摘录其中的几个部分:

第一,对于教师的涵义:

任何与管理一间教育机构有关的人士,都在该机构的目标上有份。这对于基督教教育事业更为重要,因为人生所有的工作,不论是教育或其他,都不可能与神无关;同时,因为每一位从事基督教教育的教职员,其生命必须表现基督教教育的宗旨。每个人都参与知识的传达,不过,只有有意识的委身于圣经所启示的耶稣基督的人士,才可能有真正基督教教育的目标,而且有可能达到这些目标。为要达到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每位教员必须以最高的学术标准,同时符合圣经的宇宙人生观来研究、教导每一门学问。

第二,对于学生的涵义:

所有学生都可能藉神赐给人的普遍恩典获得高水平的知识,但是若要达到基督教教育的目标,学生们必须服在耶稣基督的主权之下,好叫罪和罪在人性里面的后果得以克服。身为神所创造的人,学生都身负神的使命,为了认识神、荣耀神而学、应用一切的知识。学生不应该闭门造车,对非基督徒的知识一无所知,反之应对所有的知识批评检讨,保留真理,弃绝错误。学生应意识到神对他们的呼召,视他们的教育为他们终身生命与事业准备的宝贵机会。

第三,对于课程的涵义:

建构一个基督教教育课程的基础,乃是深信历史性的正统基督教信仰是永久真理,而且是整合一个真正基督化教育课程的基本因素。名副其实的基督教教育必然引致认识神,认识人类和认识宇宙,而这三方面的知识是彼此相关的;因此基督教教育的课程必须同时强调人文学科与自然科学(不论在理论与实践方面),并以圣经研究为课程的基本核心。课程需使学生掌握到学习的基础,以致他们能终生在生活上荣耀神,不畏惧和坦诚地正视一切新知识的困难和挑战,在神的主权下贡献于社会的福利。

第四,基督教教育的宗旨:

神创造人为要人荣耀祂,因此基督教教育竭力引导人认识神,藉着研究神的话和神的作为,使人生与宇宙的一切都与神相关。基督教教育强调主耶稣基督与祂的救赎大工,以帮助学生离弃罪,把生命奉献给祂做救主,同时视基督为人生宇宙的最高目标和意义。

第五,基督教教育的目的:

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发挥神所赐每一位学生的才干,以致实现每人个别的潜能。学生将这些才干奉献给神,在每日生活和事业上荣耀祂,就是实现自己的潜能。世界是神所造的,文化是丰富的,因此基督教教育需培养学生欣赏神的创造的品质,使学生认识整个人生都与神和祂的救赎有关。基督教教育的目标是培养成熟的学生,在个性上有美好的整合,在社会上作有目标有方向的公民,在家庭、教会、国家和世界里竭力建立神的国度。

第六,基督教教育的十一个具体目标:

1、透过从基督教观点学习基本人文学科,帮助学生培养对人类文化传统的理解与欣赏。

2、正视与检讨多种思想与艺术作品,包括那些显示当代宇宙人类堕落与破碎本像的,借此应用基督教的原则在治学上面。

3、培养演讲、写作、美术等表达能力,以及这几方面的批判能力。

4、预备学生进入社会,以知识为职业来服务本地人群。

5、提供机会让学生为将来进入研究所或专业学院做充足的准备。

6、给学生机会认识基督教的基本教义,同时考虑耶稣基督做救主和生命主宰的呼召。

7、提供一个健康、精彩的基督教环境,以示范如何在个人生活,在人际关系中应用基督徒信仰原则,同时装备学生日后在教会里作领袖。

8、让学生有机会参与促进身心灵健康的娱乐活动,以培养对空余时间的积极利用,日后不忘。

9、提供机会让学生学习如何与他人相处,以培养忠心、合作精神,以使学生在一个民主社会里,做一个积极参与的公民与领袖。

10、培养对国家与世界问题深思熟虑的关切。

11、与当地的商界、教育界和其他社区团体合作,帮助有特别教育需要的群体。

圣约归正学堂,以“真理的儿女、敬虔的仆人、正直的公民”来表达这一改革宗的基督教教育观的目的与异象,这三项也对应着先知、祭司、君王的三重职分。

相对于快速基督教教育(Accelerate Christ Education,简称ACE),我们的基督教教育观,可称为古典基督教教育(Classical Christ Education,简称CCE)。

最后,我为大家介绍中国最早的一间教会学校,是长老会宣教士狄考文1864年在山东创办的“蒙养学堂”。第一年只招了6个人,后来跑了一个,劝也没有用,父母把他带走了。有几个人放假回家,家里人拉着他前前后后的看,看少了什么没有,看他身上有没有魔鬼,后来看他还正常,旁边就有人说,才三个月,还看不出来。所以,筚路蓝缕啊,学校创办了十几年,一共才3个人毕业。直到有个叫周立文的学生,参加了当年的科举,结果考了当地的第一名。这事以后,报名的学生才开始多起来,便改名为“登州文会馆”。

我最近读到一位法学家贺卫方先生的文章,他不是基督徒,不过早年曾研究过中世纪的教会法。我们为他祷告,希望他信主。他这篇文章叫《消失的墓地》,说他回山东老家,读了传教士的书,特意去看传教士的墓地,其中就提到蒙养学堂。他说:

这次回家过年之前,我正好读过几本有关西方传教士尤其是美国长老会在烟台传教有关的书,例如费舍的《狄考文传》、《李提摩太在华回忆录》、普鲁伊特夫人的《往日琐事》等,读过之后,几件事情给我印象深刻。例如我第一次注意到,中国近代第一所大学居然诞生在登州,也就是今天的蓬莱县,正是那位在山东传教历四十五年的美国长老会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的创举。狄氏于1864年创办登州蒙养学堂,1876年易名登州文会馆(Tengchow Boy’s High School),1882或84年扩建为大学,英文名The College of Shantung,为近代中国大学之滥觞。他于1908年病逝,葬在芝罘毓璜顶。

你们都知道狄考文,但我想提到他的妻子茱莉亚。大家看这本书叫《笔算数学》,这是一本很有名的书,从蒙养学堂开始,直到1910年,都是中国主要的算术课本。这是茱莉亚和狄考文一起翻译的,是中国开始第一次应用阿拉伯数字。狄考文曾说,主要是我的妻子建议我办蒙养学堂的。因为那里之前是一个孤儿院,所以叫“蒙养”。并且一开始,茱莉亚承担了学堂三分之二的教学任务,她还要给孩子做饭。这对夫妇一生没有孩子,她就一直把学堂的孩子当自己的孩子。她也教音乐,写了中国教会的第一本赞美诗。是她把赞美诗的曲调引到中国来的,今天中国教会的诗歌中有些“山东曲调”,就和她有关。所以狄考文说,他的妻子才是登州文会馆的创始人。所以,我称茱莉亚为“中国教会学校之母”。

这张照片,是登州文会馆1894年颁发的文凭。你知道中国的第一间公立大学,是1898年李提摩太任总教习的京师大学堂。你想,除了聘请外教,当时到哪里去找师资呢?结果,京师大学堂的中文教师,全部来自登州文会馆的毕业生,共有8人。因为根本不可能有其他人来做懂西方文化的中文老师。这是他们的合影。

1901年,袁世凯找到狄考文,又创办了第一所省立高校,也就是山东大学堂。

这是1908年狄考文的葬礼。最感人的是在葬礼上,宣读了一份登州文会馆1864-1908年的毕业生的情况,作为对他的纪念:

登州文会馆共有208名学生拿到文凭,其中37人当了官办学校的教师;68人做了教会学校的教师;做了传道人和宣教士的有36人;从事文字工作的有10人;经商9人,做医生7人;当邮政干事、铁路干事、工程局干事和青年会干事的共11人;在海关工作1人;当商行职员2人,当秘书1人,在京师大学堂肄业1人,在家6人,去世22人。

我对苏校长说,我盼望这也是圣约归正学堂,在几十年后的毕业生职业分布情况,在这个特别的时代,他们中应该有更高的比例,成为传道人和教师。希望将来,这份名单可以在你的葬礼上宣读。在座各位,如果你们受了主的感召,决心委身基督教教育,在中国教会和中国社会中,再次创建和服侍教会学校,我也把这话送给你们。

为此感谢主!感谢主!唯独主的名是配得称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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