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一个奴隶,多一个弟兄 评电影《奇异恩典》

王怡

2007 年,是英国《废奴贸易法案》200 周年、也是人类废除奴隶制度 200 周年纪念。为迎接这个年份,全世界动静不小。好莱坞拍了这部英国废奴运动的核心人物威伯福斯的传记片《奇异恩典》。英美在各教会推动下,也兴起了一场白人信徒为祖先贩奴行为认罪、悔改,以及向黑人道歉和赔偿的运动。一些教会甚至考虑如何向教会中的黑人成员进行赔偿。

英国贩奴起源于 1562 年,第一个把非洲人卖到大西洋的约翰·霍金斯,他后来因帮助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被伊丽莎白女王册封为爵士。2006 年6 月,他的直系后代、37 岁的基督徒安德鲁·霍金斯来到了冈比亚,这是他祖先掳掠黑人最多的国家,也是著名小说《根》中黑奴昆达的故乡。安德鲁出现在当地一个国际盛会上。他身绑铁链,和另外 20 名白人志愿者一起跪在 25000 名非洲人面前,为祖先的罪行忏悔,请求非洲居民的谅解。他们下跪后,全场沉默良久。参加庆典的冈比亚副总统最后决定走上前去,将安德鲁扶了起来。

斯皮尔伯格导演的另一部电影《断锁怒潮》,在英国废奴和美国废奴之间的空档,一艘西班牙的奴隶船上,黑人发起暴动杀死了虐待他们的船员。但在返航途中被美国海军拘捕。这是美国史上一桩著名的案件,73 岁的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在最高法院九名大法官面前为这些黑人辩护。他们最终被判无罪,获准选择居留或返回祖国。在司法的进程之外,一群贵格派的基督徒则恒久地为这些黑奴代祷。电影里,他们跪在监狱外的冰天雪地祈祷。铁栏内两个黑人同情地望着他们,说这些人的亲人死了吗,他们为什么这么痛苦?接着信徒们唱起了那首著名的圣歌《奇异恩典》。黑人囚徒们彼此说,原来他们是歌唱家。开庭前,贵格派信徒将插图本的《圣经》递给了这些囚犯。在牢中,他们连看带猜,竟然读出了整个福音的故事。在这个新大陆上,一个艰难的自由之旅和信仰之旅,同时临到了这个今天被称为“非洲裔美国人”的族群。

世界的另一个回应是对现代奴工的关注。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将 2007 年定为“世界消除童工年”;英国学者拿出了一份关于当代英国“奴工”与人口贩卖的报告。奴隶制或许消灭了,但一个人凡受他人的支配,低于一份正当的雇佣关系的,都可以称为现代意义上的“奴隶”。包括被贩卖的妇女、儿童,受到暴力约束的妓女,在某种管制下缺乏基本保障与人身自由的工人等。美国也发布了一项统计,如今全球每年仍有 60 万—80 万人被贩卖。中国呢,则在 2007 年向这世界贡献了“山西奴工事件”,使这部电影、这首歌和这个人,之于我们的意义显得尤其吃紧。

威伯福斯,也许是历史上最伟大的基督徒政治家,也是普世废奴运动的象征人物。他和“克拉朋联盟”的 7 名基督徒一道,不费别人一枪一卒,只耗费自己45 年的光阴,终于在 1807 年推动英国通过了《废奴贸易法案》。威伯福斯随后致信他的好朋友门罗及美国总统杰斐逊,请求两国共同搜捕海上奴隶船只。1809 年,美国在英美双边会议中宣布,在星条旗下禁止奴隶贸易。1815 年,“克拉朋联盟”再次推动英国在维也纳和会上促使欧洲各国同意禁止奴隶贸易。1833 年,威伯福斯去世后的第三天,英国议会通过了最后废奴法案,宣布奴隶制为非法,并以每人 27 英镑,共付 2000 万英镑的赎金,释放了大英帝国全境内的 75 万奴隶。

直到今天,多数人仍将德法式的启蒙理念看为人类的主流思潮,接受为自己的世界观。一般民众也误以为奴隶制在近代的废除,似乎是理性主义和启蒙运动、甚至是法国大革命的一个结果。好像“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民”这句歌词,“奴隶”不仅指向一种“一个人是另一个人的财产”的制度,也是一个政治意义上的比喻,指代各种专制制度下的被统治者。所以卢梭在《社会契约论》中反对奴隶制,但并没有几句话关怀奴隶,通篇只是借奴隶的譬喻批评君主制而已。罗伯斯庇尔也曾是一个废奴团体“黑人之友”的成员,雅各宾派掌权后,这个废奴主义者却摇身变为专制暴君。1784 年 2 月,雅各宾党人宣布在法属殖民地废除奴隶贸易,使法国成为全世界第一个口头上废奴的国家,因为这时的法属殖民地几乎都被英国接管了。从这时起,法国在半个多世纪内几乎每爆发一次革命,都会宣布一次废奴。但当 1802 年英国归还它占据的殖民地后,法国立即恢复了奴隶贸易。1815 年的维也纳和平会议上,法国更愿出一个殖民地的价格,劝说英国放弃要求欧洲禁止奴隶贸易的提案,当时遭到威灵顿公爵的拒绝。《维也纳公约》签署之后,法国又与英国达成补充协议,延长法国 5 年的奴隶贸易。后来一直拖啊拖,直到 1831 年在英国施压下,法国再次签约“禁止本国国民直接或间接从事奴隶贸易”。可短短两年之后,这个政府再一次撕毁条约,以“劳工自由输入”的名义公开恢复了黑奴贩卖。1848 年,法国又一次宣布废除奴隶制。但直到 1861 年美国内战爆发,在林肯为解放奴隶而战的影响下,法国的奴隶贸易才最后终止。

在革命家和世俗的自由主义者看来,奴隶不应该存在,是因为“人”的价值在宗教的束缚下被重新发现,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康德,孔多塞,潘恩、黑格尔,无数人为这一梦想而激动。当人的理性被高举,每个奴隶的存在都意味着对人文主义的一记耳光。奴隶是理性主义和人文主义的伤疤,使一个高歌猛进的意识形态面临亏欠。奴隶的存在,让一个以人为中心的时代恼羞成怒,但不是构成一个爱的理由,反而构成了一个断头台的理由。

在人的理性第一次被高举的古希腊,哲人们如同主张强制堕胎一样,也主张奴隶制的正当性。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把奴隶制视为“天然的、有利的和公正的”。柏拉图的《理想国》也把奴隶视为“理想社会的必要成分”。近代一些启蒙思想家批判奴隶制,仍然基于理性的权衡,或从社会层面和功利主义的探讨出发。如孟德斯鸠认为奴隶制违反自然法和民法,因为这是一种“少数懒惰、富裕和骄奢淫逸的人为一己私利而推行的无益的制度”。和希腊哲人一样,有益还是无益,始终是理性主义者主要的评判根据。理性主义不可能萌出对黑人“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的弟兄般的爱。他们关心的是处境,不是心灵;不是“爱你的邻人”,而是如何对待邻人才于我有利。就如今天的“商业化笑容”,因为笑可以增加销售量,所以必须笑。

一位学者指出,正是启蒙运动的反宗教倾向,在普世奴隶制被废止之后演变为对有色人种的种族主义。他说,启蒙运动推崇的自由人权观念的确帮助了废奴运动和黑人解放,但启蒙运动天然具有“反奴隶制和反黑人”两种倾向共存的悖论。伏尔泰等启蒙作家都认为,亚当、夏娃为人类共祖的说法不过是一个神话,他们反对基督教的人类同源论,主张“人类多源论”。这就不可避免地导向价值的多元和相对主义,将黑人看作异类的倾向就在人心中难以抑制。一旦你认为人类缺乏一个共同根源,黑人与白人之别,就在宇宙论的意义上和人与猿之别无异。自由主义的意思只是一种风度,尽管你讨厌一个黑人,但你应该装作就像他真的与你平等一样。但自由主义管得住人的行为,却管不住人的心。

因为“奴隶”不是法律或政治意义上对人的界定,“奴隶”是生命的一种处境。离开了爱的福音,和罪的赦免,人类在任何处境下都可能仍是奴隶。这部电影叫人看见,福音改变人,然后透过人改变制度;但福音却高于一切制度。因为它追求的不是“平等”,而是高于平等的、人与人在基督里的爱。

二百年前那一场英美的废奴运动,恰恰不是革命的,而是福音的。这个事实长期以来被人文主义的学术史扭曲了。英美的福音派基督徒,从跪在地上的代祷者,到议会里的政治家,从前往非洲的传教士,到那些在黑人中自甘为奴的“弟兄会”信徒。他们为着人的“被造平等”而反对奴隶制,为着“上帝的国”和“对邻人的爱”而争战。革命家以暴力反对制度,以制度改造人性,为是使一个大写的“人的旨意行在地上”。而威伯福斯和他的弟兄们在废奴运动中的全部努力,是为了遵循和见证《圣经》的教导。如布道家约翰·卫斯理为他们代祷的那样,“因着你们的兴起,愿这整体的见证使上帝的旨意行在议院,如同行在天上”。

革命家的路数是“从奴隶到将军”,威伯福斯和福音派基督徒的盼望却是“从奴隶到弟兄”。他们不信暴力,只信“柔和的舌头,能折断骨头”(《箴言书》25:15)。启蒙者追求的平等,是一种打碎了人类整体性的、原子式的平等,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得像两颗遥远的星球。威伯福斯和英国废奴者们追求的平等,却根植于人类在上帝面前的一个整体性,平等的意思就是平等得像弟兄和手足。普世的奴隶制已成历史,这一根植于基督信仰的爱的福音,却仍在不断地成为着历史。尽管当黑暗来袭的时候,我们依然掩面痛哭。

有人说《圣经》中没有主张废奴。其实一条高于制度的废奴道路,就在十字架上。在新约《腓利门书》中有更透彻的描述。腓利门是当时一位富有的基督徒主人,阿尼西母是从他家中逃跑的奴隶,曾与保罗一同坐监,在狱中成为基督徒。保罗一面要求阿尼西母回去,一面写了封致腓利门的信,请求腓利门饶恕和接纳“在基督里”的阿尼西母。既然基督同为奴隶和奴隶主死了,以上帝独生子的血赎他们的罪,并为他们而复活。奉耶稣基督为主的人,就一起被称为神的儿女。“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这就是一条靠着十字架的废奴之路。当阿尼西母与腓利门同为神的后嗣,他就“不再是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

一个基督徒奴隶,揣着这封信,只凭着信心,冒着逃亡奴隶会被处死的危险,走在返乡为奴的路上。活象世人眼里的白痴和疯子。阿尼西母知道那个正在等他的人,在处境中是他的主人,但在灵魂中已是他的弟兄。制度不能瞬息改变,因为制度是罪人位格相交的产物,邪恶的制度就是邪恶的人性本身,是罪人位格内涵的文化外观。但一个人的灵魂却可以被瞬息翻转。就算活在邪恶的制度下,一个逃亡奴隶与一个奴隶主的关系依然有希望,依然可以超越制度对人心的捆绑。这样的希望,不正是一个邪恶的制度也终将被真理翻转的希望所在吗?

信仰不是打倒奴隶制,是将“奴隶”这种生命的真实处境从人心中废去,在一切处境之下搭救人的灵魂。世界是同一个世界,希望就是同一个希望。走在归乡为奴路上的阿尼西母,面带笑容,心有安宁。这就是人类废奴史的一个真正开端,也是人类史上一幅充满爱的指望的图画。

以古代奴隶制的废止为例,1827 年,德国史家克鲁泽尔在《古代罗马奴隶制概述》中,将近代奴隶制的消失归因于基督教的传播,他说“奴隶制是世界历史的巨大分界线,它把异教同基督教永久性地分离开来”。亚里斯多德曾说,在一个奴隶和自由人之间“不可能有友谊可言”。但从一世纪起,基督徒却和奴隶成为弟兄,一道在上帝面前领受圣餐。2、3 世纪以后,拥有奴隶的基督徒开始大量释放和赎回奴隶。一些修会在长达五世纪内不断将基督徒奴隶从摩尔人中赎回。3 世纪时,一位叫卡里斯图斯的奴隶成了牧师,再成为主教,天主教甚至将他列为早期的一位教宗。6 世纪时,罗马皇帝查士丁尼修筑了当时最雄伟的圣维他尔大教堂,也是以 4 世纪时一位殉道的基督徒奴隶而命名的。当奴隶成为主教,欧洲的奴隶制就随着福音的遍传而消失了。1102 年,伦敦宗教会议确认奴隶制和奴隶贸易为非法。在启蒙运动远未到来之前,奴隶制已在欧洲大陆和英国基本绝迹。

17 世纪欧洲对非洲的殖民,带来奴隶制的死灰复燃。但也带来了新一轮的福音化。善与恶从来在历史上都结伴而来,如在每个人的灵魂里那样并行铺张。英美的废奴运动,有两股力量和两类象征性人物,一是威伯福斯和他领导的“克拉朋联盟”;二是推动了黑奴福音大复兴的传教士们。如著名的“莫拉维亚弟兄会”,他们在教会中均以弟兄相称,为向黑人奴隶传福音,自愿卖身为奴,在非洲各处忍受患难,自称“隐藏的种子”。18 世纪后期,“克拉朋联盟”成功推动了允许宣教士去殖民地传福音的立法,新教各大教会如浸信会、卫理公会、长老会等,均向各殖民地传播福音,领引大批黑奴归主。英美的普世废奴运动正是“自由化”和“福音化”两种努力汇合的结果;一种为了“少一个奴隶”,一种为了“多一个弟兄”。

电影中也展现了这一幕。1815 年,欧洲各国在维也纳和会上迫于英国压力同意废除奴隶贸易。消息传来,当晚英国各处的教堂挤满了进来祷告的黑奴。一位历史学家说,他们的歌声彻夜不绝。当时一首著名的黑人歌曲唱道,“喔,威伯福斯先生,你是我们的弟兄朋友,努力使我们得自由。愿上帝的大能祝福你,虽然很多白人不让我们自由,黑人怎么办,黑人怎么办,上帝给我们力上加力”。

1815 年后,英属殖民地迎来了黑人的福音大复兴。1824 年,伦敦传道会的史密斯牧师,在殖民地的一场黑奴与白人冲突中以煽动叛乱罪被判死刑,为他的黑人弟兄受死。史密斯在法庭上一言不发,只在宣判前大声诵读《哥林多后书》第 4 章 8—9 节,“我们四面受敌却不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至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至死亡”。这一事件摇撼了英伦三岛,威伯福斯因自己没有参与对史密斯牧师的营救而公开忏悔,向伦敦传道会道歉。其实这个传道会最初也是在“克拉朋联盟”的努力下成立的。后来去中国的著名传道人戴得生,就由这个传道会差派。这一年,威伯福斯最后一次向议会提交了彻底废除奴隶制的请愿书,第三代“克拉朋联盟”的领袖巴克斯顿称这份请愿书是“一项革命性的、宣告奴隶制度为基督教和宪法所不齿的提案”。但威伯福斯认定自己铸成大错,转身退出了政坛。

《奇异恩典》这一片名,很准确地勾画出废奴运动与福音复兴的关系。威伯福斯一生的废奴生涯常得到福音派牧师的属灵支持。他刚信主时一度想放弃政治,这时他遇见 60 岁的福音派牧师约翰·牛顿。牛顿与当时著名的福音派领袖沈美恩一样,都曾是奴隶贩子。他母亲数十年为他的悔改不断祈祷。牛顿在母亲去世后悔改信主,写下大量诗歌,其中这首《奇异恩典》堪称两百年来全世界流
传最广的一首圣诗:

奇异恩典,何等甘甜,我罪已得赦免;
前我失丧,今被寻回,瞎眼今得看见;
如此恩典,使我敬畏,使我心得安慰;
初信之时,即蒙恩惠,真是何等宝贵;
许多危险,试炼网罗,我已安然经过;
靠主恩典,安全不怕,更引导我归家。

一天夜晚,威伯福斯来到牛顿住处,向他倾诉,与他一起祷告。牛顿看见上帝要带领这个年轻人走一条别人没有走过的路。他建议威伯福斯不要退出议会,并为他代祷,“我盼望并相信主耶稣高举了你,是为了他的教会和我们国家的益处”。这个代祷奠定了威伯福斯一生废奴的方向。18 年后,牛顿提前写下了自己的墓志铭,有人翻译为四言古句:

牛顿·约翰,生长英伦,离经叛道,罪恶沉沦;放逐非洲,身经大患,蒙主恩佑,履险如夷;且膺圣职,年八十三,辞世安息。

在他弥留之际,牛顿终于听到了仆人传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消息。

另一位福音派领袖卫斯理在威伯福斯一生中,也曾恒切地为他祷告。离世之前,他还特别写信鼓励威伯福斯。信上说:

除非上帝在这件事情上将你举起,你会在人和撒旦的反对之下身心疲惫而崩溃。但如果上帝站在你这一边,谁能抵挡你呢?依靠主的力量征战吧!直到英国的奴隶制度在上帝面前溃散,直到最卑微的人可以见到阳光。阁下,那位在你年轻时带领你的,愿他此刻也在万事上继续赐你力量。

之后美国的废奴进程,同样受到福音奋兴运动的影响。1835 年全美废止奴隶制协会的成员,有三分之二是福音派牧师。那些建立了所谓“地下铁道”帮助黑奴逃往北方的组织者,也几乎全是贵格派信徒。长老会和卫理公会也都给予废奴运动属灵上的支持。美国东部和中西部的福音派人士,也时常卷入对抗奴隶制的斗争中。英国的福音派女作家哈拿·摩尔,受威伯福斯的鼓励在英国各地发起主日学,她写出大量福音小册子,其中著名的《乡野政谈》,公开反对潘恩建立在人文主义之上的人权论。她后来成为“克拉朋联盟”的外围成员。摩尔的作品带动了一大批英美基督徒女性,在家中以文字事工委身于废奴运动。其中最为人知的,莫过于写出《汤姆叔叔的小屋》(黑奴吁天录)的斯托夫人,这部小说对美国废奴运动也有深远的震撼力。

电影中那个年轻俊美的威伯福斯,在议会中慷慨陈词,几乎将那个时代推到观众眼前。但是仅仅局限在废奴运动,并不能真正理解威伯福斯,和他在下议院年复一年的议案、演讲、哭泣和彻夜的祷告。奇怪的是,许多历史学家都对“克拉朋联盟”评价不高,觉得他们太迂腐,太重道德立场,太缺乏妥协的政治智能了。他们不知道政治只是威伯福斯的一间修道院,不是他的目的地。和摩尔女士一样,威伯福斯的动机不是近代意义上的人权论,而是那个在基督里爱弟兄的古旧福音。他说,废奴的目的是“把人的价值重新带回到上帝面前”。他在日记中写下,“我的政治生涯只有一个目标,就是废除奴隶制度,并为此尽心竭力。我若有什么成就,那是上帝的高举。喔,主啊,愿我成为你手中的器皿,来拦阻邪恶的事”。

威伯福斯引领的英国废奴运动,和接踵而至的美国废奴运动,是奴隶制在近代被废止的主要力量。恰恰不是启蒙作家和革命者,而是被他们轻蔑嘲讽的福音派基督徒,在坚忍的信仰与爱的呼召下完成了结束奴隶制的使命。

福音运动和最初的福音派基督徒,诞生于 18 世纪的英国清教徒传统。怀特腓和约翰·卫斯理是福音运动的两位早期领袖。1738 年,卫斯理参加“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一次聚会,有人宣读马丁·路德的《罗马书序言》,他如遭雷击,经历了因上帝的话语而得赦免、重生和释放的经验。从此卫斯理走出教堂,到底层民众中宣讲福音。无数工人、农夫和黑奴听他讲道之后泪流满面,向着正被大时代所抛弃的信仰归正。在一个高歌猛进的时代前夜,基督信仰迎来它在理性主义时代的第一次大复兴。英美的废奴运动正是福音复兴的产物,而非理性主义的产物;奴隶制的废除是这一复兴在社会层面结出的果子。

威伯福斯是他那个时代福音派的杰出人物,他 21 岁就成为下议院最年轻的议员。好朋友皮特担任首相,希望他成为自己的接班人。威伯福斯 22 岁时受到福音奋兴运动影响,成为虔诚的基督徒。他的信仰一面注重“持守加尔文主义(改革宗神学)”,一面也看重“卫斯理福音复兴的重生经历”,主张纯正教义与属灵体验的平衡。既反对陷入教条,也反对落入神秘。他终其一生为废奴而战,替聋子听见,为哑巴开口,与哀哭的人同哭,与受捆绑的同受捆绑。被英国人普遍视为议会中的道德楷模。他以自己的生命见证,将福音运动带入英国的政界和贵族圈。威伯福斯初入政坛时曾联合 40 名议员宣誓,终生不收受政府的任何财物,最后唯有他一人言出必行,信守了誓言。他晚年退出政治时一贫如洗,一位贵族希望为他提供一笔救济金,但威伯福斯拒绝了,他说,“我想至死保持良心判断的独立”。

当威伯福斯写下他第一篇废奴文章时,整个国会几乎只有他一人相信“三位一体”的上帝。当他 1789 年第一次提出废奴法案时,所有人都当他是一个不懂政治的唐·吉珂德。妄图以一项愚不可及的基督教教义,对抗大英帝国肥厚的国家金矿。电影特别表现了威伯福斯在议会内孤立无援、受尽嘲讽的处境。他首先向艾略特传福音,后来与他成了天天代祷的伙伴。每当议会中争吵不休,他们就退出去一起祷告。1797 年,威伯福斯出版《真实的基督教》一书,许多议员和贵族因读这本书而相信基督。威伯福斯坚信,“英国的前途维系在一个最基本的点上,就是到底有多少人当他们遇见政治性的抉择,或在关键时刻,愿意顺服基督”。在他努力下,几位基督徒议员组成了一个祷告会,发展成历史上著名的“克拉朋联盟”。摩尔女士记载,威伯福斯与他的弟兄们如此立志:

“奉献我们的口在议院中,奉献我们的脚在家里的祷告垫上,为每一件国家法案,为国家看不见的缺口向上帝祷告”。

第一代联盟共有 8 名基督徒,被后世称为“克拉朋圣徒”。他们数十年间持之以恒地提出废奴议案,早期有一次禁止奴隶运输的法案投票,全体议员拂袖而去,空荡荡的议会大厅只剩威伯福斯和艾略特两人。威伯福斯长达半世纪的坚忍,来源于对上帝在基督里那个永恒命令的顺服和信心: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约翰福音 13:34)
1814 年英国打败法国,拿破仑逊位。威伯福斯写下《废除奴隶请愿书》,说服英国议会在维也纳会议上,向欧洲各国要求废除奴隶贸易。在英使斡旋下,各国答应 5 年内禁止奴隶贸易。整个议会欢呼雀跃,庆祝这一伟大胜利。威伯福斯一人却伏案痛哭,令全场尴尬。他站起来说,非洲还在流血,5 年内谁知道法国又会发生什么革命。难道我们的胜利,战争中的无数性命,就是为了纵容法国和各国继续维持一个罪恶的制度吗?他说,“我绝对不会在同意书上签名,我愿以我的余生亲尝黑奴的痛苦,而非在这样的欧洲和平书上永远留名”。

威伯福斯的信仰不但最终感动了议员,也惊醒了英国民众。消息传出后,议会在十天内竟收到 25 万封请愿信,一个月内收到了 150 万封。当时英国总人口不过才 1200 万。全国 806 个乡镇,包括最偏远的乡镇都有人来信,这 150 万封信全都支持威伯福斯,要求英国向各国提出立即禁止奴隶贸易。

美国的历史学家戴维斯,在 1984 年《奴隶制度与人类文明的进步》一书中,克服数百年来人文主义的宗教偏见,给了“克拉朋联盟”一个公允的评价:

克拉朋的这一小群基督徒坚信,人的基本自由和价值,高于任何政治、经济和社会阶级所能剥夺的。这一个信念,是来自上帝在人良知中所刻下的律法,是道德中的至上法条。任何法律违背这一基本点,带来的必将是败坏的连锁反应。这种坚信,凝聚了这批基督徒,为扭转整个时代的伤害,全心全力的投入政治改革,以整整 58 年(1780—1838)持续的努力,慢慢的挪除一切人为制度与法律上的拦阻。这一群基督徒,个个坚守圣洁的生活,以执行这项圣洁的律法改革。并似乎是在永无止尽的反对中屹立不摇。

40 年后,威伯福斯退出政治圈。此时英国上下两院相信“三一上帝”的基督徒,超过了两百名。

两百年了,他活出的基督精神感动了甚至不同信仰的人,更激励着那些奔走于社会改良的基督徒。林肯、马丁·路德·金等,都曾表达对他的敬意。1807 年2 月 23 日,《废奴贸易法案》通过的那一天,威伯福斯跪在议院的角落里流泪祷告的一幕,将永远留在人类政治史上,闪耀一种罕见但却真实的信仰之光。

爱国、爱人民,这样的表达何等熟悉,熟悉到不忍耳听的地步。哲人说,爱抽象的人容易,爱具体的人难。今天的奴隶在山西,今天的威伯福斯又在哪里?今天仅全世界的童工就超过了 1 亿人,今天悔改的心、赦罪的恩又在哪里。在被奴役的孩子面前,我们人人都是魔鬼。威伯福斯是谁,也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谁拯救了威伯福斯,谁也将同样拯救我们的孩子。两千年的历史,是谁将一个奴隶变成了教宗,谁将一个奴隶主变成了牧师。听起来就像一个童话。婴儿吃奶的时候,并不认识他的母亲。我们蒙恩也是如此。这世界到此为止没有毁灭,我们却问,上帝在哪里?

作家托尔金和 C·S·路易斯,曾不约而同地谈到古典童话里的救赎含义。如《美女与野兽》的故事,一个美女嫁给了一只野兽,但她的一个吻,却使这只野兽慢慢变成了人。社会和历史,看起来就像野兽,因为我们是野兽。制度里的黑暗,还不及我内心的一半。我们是那野兽,而基督就是那道成肉身的一吻。这不是进化,而是重生。

威伯福斯的故事,和一切人道主义和人权主义的故事,看似雷同却如此迥异。在他那里,“神就是爱”。在人道主义者那里,却反过来,“爱就是神”。神的爱是位格者之间的合一与委身,是从无限者的意志当中发出来的信实和盟约。而“爱就是神”却是一个人间虚幻的偶像。叫我们听见爱就像听见一个赤字,听见被爱就像听见一项权利。

威伯福斯不是一个人权斗士,而是福音的使者。我们想爱,但爱不出来。连对爱人都是如此,何况远方的奴隶或不公平的制度。生活在继续,这样的文字值得书写和阅读——但若没有下面这句经文敲动我的灵魂,奴工又与我何干,活着只是有时呐喊,有时叹息:

爱里没有惧怕。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因为惧怕里含着刑罚。惧怕的人在爱里未得完全。

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

——《新约·约翰一书》4 章 18、19 节

2007年2月22日

——摘自《我有平安如江河:电影中的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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