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牧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王怡

各位亲爱的弟兄姊妹;平安。

离开你们近一个月,心里常常想念。我们一行有17位城市家庭教会的牧师、传道人,和几位宣教士,住在曼哈顿对岸的公寓,平日天天坐地铁过河,去“救赎主长老教会”学习。有许多想和你们分享的,也为着许多供应、眷顾向主感恩,心里就像一首圣诗所唱,“愿我有千万舌头”。

在纽约街头,听见按喇叭的声音,就十分亲切,好像回到了成都。这里几乎感受不到基督教社区的气息。上世纪60到70年代,大量的白人基督教搬离纽约市区,一个逃离城市的运动,把纽约留给了撒旦。一百多年的老地铁,白人越来越少,车厢里都是亚裔和非裔人。Tim Kyle牧师是威斯敏斯特神学院的实践神学教授,他40岁应邀来纽约植堂,开创了改革宗长老会(PCA)最大的一间堂会,有5000名信徒的救赎主教会;他呼吁福音派信徒和传道人回到大都市,倡导一场以福音为中心的城市植堂运动。他们的植堂中心,已在纽约帮助建立了70间教会。20年后,纽约出席主日崇拜的信徒比例,也从比成都更低的0.48%,升到了3.5%。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911成为了上帝拯救纽约的一个日子。世贸悲剧后的第一个主日,有超过30%的纽约人涌入教堂。这座全球的罪恶之都,重新开始被基督的福音更新。弟兄姊妹们,我想说,我们也正经历着恩主测不透的恩典。如果说,911是福音在纽约复兴的转折点;感谢主的怜悯,让汶川大地震也成为他的独生爱子在成都复兴的转折点吧。

几个周六,都有外出安排。离开纽约,向西、向南开车几小时,就进入了被称为“圣经带”的基督教社会。先去波士顿,一路参访了福音派的高登康维尔神学院,哈佛、麻省和耶鲁的神学院。新英格兰地区是当年清教徒抵达美国的第一站,如今波士顿是全美文化教育中心,却不再是信仰中心。换言之,信仰和文化已经撕裂。最直观的例子是哈佛法学院的楼顶,刻着《出埃及记》第18章的经文,“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指示他们当行的道、当作的事”。这是《申命记》6章9节说的,当把神的话语刻在门楣上。哲学楼的门楣,也刻着《诗篇》8:4:“人算什么,你竟顾念他”。

多么美啊。多么大的恩典,白白降临,又被丢失; 。如今,负责哈佛大学教堂的牧师,是一位同性恋者。波士顿的撒冷街,霍桑曾在这里写下《红字》。1620年,公理会和长老会的清教徒在普利茅斯登陆,建立了美国第一间教会——而今,竟沦落为一位神论和泛神论者的寺庙。1629年,清教徒们建立了撒冷街教堂。200多年后,他们成为美国第一间差派海外宣教士(印度、缅甸)的教会——现在500多个座位的老教堂,主日只有200位信徒出席。我们几位传道人坐在长椅上祷告,忍不住哭出声来。

也去了宾州,参观阿米绪人(门诺会)的农庄。在宁静的乡村,忽然出现一座恢弘的基督教大剧院,门口的雕塑,狮子与山羊同卧。当晚,“使者”机构请我们在那里观赏歌剧《约瑟的故事》。有超过五千人,开几小时的车来这里。我无法形容这场歌剧带给我的震撼,只能说,美哉主耶稣,惟有你智慧充足,全然美丽。

从成都到纽约,我再读《约伯记》。正是在夺目的患难中,约伯说出了那句伟大的信仰告白,“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立在地上”(19:25)。

感谢天父,他使我眼里处处看见主作工的痕迹,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他使我心里想起你们每一位的面容,也使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

                                           挂念你们的弟兄王怡在纽约问安2010年6月2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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